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及对我省的影响分析
进入年中，全球经济风诡云谲，动荡加剧，我国经济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冲击和考验。
一、全球滞胀危险不断加剧
美国次贷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供应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公司爆出倒闭风险，涉及贷款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几乎占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美国加州银行因客户挤兑而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破产银行。花旗银行、雷曼兄弟等机构相继宣布将剥离包括CDO（担保债务权证) 在内的金融资产，如此蔓延开去，将引发总额达7500亿美元的CDO市场的剧烈震荡。而所有这些新的债务和信用危机，正在演化为第二波金融“地震”——总额高达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即债务保险市场)市场的崩溃。与之相比，前段的次贷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无疑将使美国脆弱不堪的经济再次遭遇巨大冲击，并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将有多大强度和烈度，现在还难以预料。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次贷危机的影响至少将持续三年。
新的金融危机将大大强化金融巨头们通过美元贬值，推高石油等重大商品价格以牟取暴利的动力。虽然有需求刚性上扬的因素，但金融巨头的推波助澜已成为石油、粮食价格暴涨的主要元凶和最大获利者。炒家手中持有的石油期货合约已相当于美国战略储备的8倍。同样，粮食期货炒家们手中的玉米可以供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商生产一年，小麦可以让全体美国人吃上两年。美元贬值和石油等重大战略商品的暴涨，成为美国向全球转嫁危机、打击竞争对手的重要策略和手段。
尽管美元的持续贬值将损害美元霸主地位，但在巨大的金融危机、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面前如何取舍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只要美元继续贬值，石油价格就将以1：4的乘数上扬。即使美元停止贬值，石油等重大商品的高价位也难以回落到正常水平。美元和石油的联动，加上粮荒的持续，使全球通胀和经济放缓交织困境愈演愈烈。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出现通胀迭创新高，增长持续回落。今年5月，随着通胀率达到3.7%的历史新高，欧盟27国的工业生产环比下降了1.4%，同比下降0.5%。越南出现的风波则是新兴经济体受累于全球性金融动荡和滞胀危险的典型。 在通胀和经济放缓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走向滞胀的可能正与日俱增。
二、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今年以来美国及全球经济的走势，打破了人们认为“次贷危机”对我国影响有限的乐观估计，不断将严酷的现实摆到了我们面前。
一方面，次贷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正不断扩大。尽管我国持有的次贷债券有限，但我国是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最大的股东，持股达3760亿美元。无论两大公司今后命运如何，价值损失都在所难免。而我国持有的美国证券更是高达9220亿美元，占全部外汇储备的一半。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将遭受的价值损失难以估量。
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元贬值、石油暴涨、全球性通胀和经济放缓正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我国经济。
1、我国面临着空前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幸运的是，早在几年前，国家就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国成为全球性粮荒中少数能独善其身的国家。尽管出现了结构性食品价格上涨，但总体上价格保持了稳定的并逐步回落。这不仅从根本上稳定了我国的局面，而且对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但在石油、铁矿等重要上游产品上，由于资源紧缺，我们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一方面我国的外汇储备真实购买力已大大缩水。2001年当我国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时，国际石油价格在为25美元，我们可购买80亿桶；到2008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8万亿美元，而油价却涨到145美元，我们仅可购买115亿桶。几年间外汇储备增长8倍，但真实购买力仅增长1.45倍。另一方面,在我国石油、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50%、55%，已超过安全警戒线的情况下，国际价格的暴涨正在不断转化为我国的通胀动力。近年来铁矿石及海运价格的快速攀升导致国内钢铁价格的持续上扬，煤炭的紧缺和涨价更是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影响。今年以来，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增幅开始回落的背景下，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指数却持续在两位数以上持续攀高，其主要推手，正是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在我国有限放开成品油和电价后，如何遏制巨大的下游产品连锁式涨价已成为最大的挑战。一旦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对我国PPI乃至CPI的推动将更加广泛而猛烈。
更值得警觉的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摆脱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国内比较公认的预测是，至2020年，我国石油产量的峰值产量将在2.0亿吨左右，但我国的石油需求则高达4.5亿吨～6亿吨。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新增石油需求几乎全部要靠进口解决，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这不仅将使我国长期面对由石油引发的通胀压力，更使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挑战。高价石油，已成为高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我国过于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已很难持续下去了。
2、企业成本大幅上升，亏损加剧
石油、铁矿和粮食及其密切相关的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扬，使得企业的成本大幅提升。而大量下游产品的价格却难以同步增长，这就使企业的经营状态急剧恶化。今年上半年，MPI（原材料燃料及动力价格指数）比PPI高出近3个百分点。企业因成本上升而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连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企业亏损也达到了历史高峰。1-5月，广东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比去年同期增长19.1%，高出主营业务收入增幅0.5个百分点，这使得广东的利润增幅大幅回落44.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高达三成。浙江与广东同此凉热，目前已有1.07万家规模以上企业亏损，亏损面达19.6%。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因亏损而倒闭的现象正在蔓延成风。
3、我国出口竞争力明显下降
美元的持续贬值使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创下历史新高，这使得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大打折扣。加上国际经济放缓和贸易摩擦加剧，今年以来我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寒。上半年，全国出口总额增长21.9%，比上年同期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出口增幅仅为17.6%，不仅大大低于去年同期，也比今年5月份下滑了10.5个百分点。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大幅下降20.6%。大批出口型企业陷入了“有单不敢接”、“不接单等死，接了单找死”的困境。
出口增长过快导致贸易顺差过高，是我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出口大幅下滑，顺差回落过快，同样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任其发展下去，甚至会成为引发我国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诱因。因为出口和顺差的增长，背后也是工业和GDP的增长，是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出口企业的困境，已使广东和浙江工业增幅明显下滑，今年前五月仅为13.7%和12.6%,大大低于16.3%的全国水平,也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和5个百分点,创下五年来的新低。与此相关，浙江一季度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仅分别增长1.7%和5.4%。由于出口型经济的深度受挫，不仅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放缓已成定局，而且大量企业亏损倒闭将对上千万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造成巨大冲击。
4、我国经济“滞胀”阴云骤现
应当说，我国经济上半年总体上仍处于宏观经济预警“绿灯区”的正常运行区间。货币供应（M2）和信贷增幅双双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3%,比上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但扣除上半年投资价格上涨因素(10.2%),实际增长仅为16.1%,比上年同期低6.5个百分点。CPI涨幅7.9%,比1-5月降低0.2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GDP增幅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
这种局面标志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取得明显成效。在当今国际经济由于泡沫破灭引发剧烈动荡的大背景下，我国由于提前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挤出了一些过热领域的泡沫，并使CPI增长指数逐月回落，保证了经济总体的安全稳定和持续增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有两个进行性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在影响经济稳定的国内因素正在不断克服的情况下，国际性因素却不断放大。在主要由国内粮食等商品引发的CPI上涨趋势开始逐月回落的同时，由原油、铁矿等大宗商品引发的MPI却逐月攀升,6月达到了13.5%的历史新高,由此拉动PPI达到8.2%。两项指标的倒挂达5.3个百分点。这表明，一方面企业成本上升的趋势有增无减，企业经营的困难局面还在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巨大的成本压力，PPI全面上扬的趋势将一触即发，它所带来的通胀风险远比CPI的范围更宽，影响更大，程度更深。主要由于国内因素导致的CPI结构性上涨我们相对容易调节和控制,而主要由国际输入性因素导致的MPI持续上涨，我们则很难调控。这也使得下一阶段遏制通胀的任务尤其艰巨。
第二，在经济增长基本回归到正常水平的同时，各项主要指标逐月下滑的态势仍在演进。今年3月，全国工业、城镇投资和出口增幅分别为17.8%、25.9%和30.6%,到六月,三项指标分别回落为16%、25.6和17.6%。特别是在MPI高居不下，企业经营困难持续加大的形势下，企业景气指数从年初开始就一路下滑。这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信号。如果没有重大的经济“利好”，下半年经济增幅持续续回落的趋势将很难改变。
5、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
最近，中央领导频频到沿海地区调研，表现出对目前经济形势的严重关注。在经济过热的危险基本消除后，由国际性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巨大通胀风险，以及由于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的经济下滑危险，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央明确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显示出对形势变化的清醒判断。围绕反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这两个目标，国家必须在宏观政策上作出相应调整。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从反通胀的角度看，必须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从防止经济下下滑的角度看，又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控措施。如何在两难之间寻求平衡点和切入点，做到两个目标同时实现，正考验着我国宏观调控的智慧和能力。
事实上，在国际输入型通胀日益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简单地采取价格管制和紧缩政策很难奏效。从战略上看，最根本的出路是要提高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发展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生产，使CPI稳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则要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使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得到较快的增长，才能不断抵销输入性通胀的冲击。只要经济增幅特别是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更快，那么生产资料的涨价就不会带来大的危险。从这一点上讲，反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是完全一致的。关健在于大力转变发展方式。
一是要从从根本上克服粗放型增长对能源和资源的过高依赖，使经济的较快增长建立在更低的消耗和更高的效率上。大大降低石油、能源及重要资源产品的单位消耗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与国家经济安全生死相关，这也意味着进一步加大结构优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集约式发展的力度，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及低消耗、高增长的产业，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要而紧迫。
二是要更大力度地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强劲动力。我国即使与印度相比，私人消费率都要低20个百分点。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在能源资源刚性约束下即将走到尽头，消费的巨大增长潜力将越来越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主要动力。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的市场空间极其巨大。这也是我国抵御国际风险冲击的最大优势。在今年既要反通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双重任务交织的复杂局面下，大力促进消费品的生产供应和消费性服务，强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将是一把破解多重难题的“钥匙”。可以预见，在我国今年的增长格局中，出口的贡献率将显著下降，投资的贡献率将稳中有降，唯有消费贡献率将持续提升。
三是要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与提高老百姓的就业和收入联系起来。这既是提高老百姓对物价上涨承受力的根本，也是大大提升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对于那些既有增长空间，又有较高的就业和收入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市场需求和就业潜力十分巨大的服务业，无疑应当成为支持发展的突出重点。
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我国在战术上应当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在货币政策上，应在保持从紧的总量控制的同时，更多地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优化措施，加大对企业特别是就业量大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尽管总量上货币供应偏大，但由于我国特殊的体制和结构，中小企业和农村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贫血”。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软肋。听任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势必出现一方面通胀蔓延，一方面生产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加剧的危险局面。最近国家对这一问题已表现出高度关注，高层领导密集考察沿海，并已开始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这就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扶持中小企业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一系列金融措施有望继续推出。在财政政策上，则应进一步加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重大战略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快企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的支持力度。一个根本的办法是“减税”，让企业和老百姓自身提高抗通胀的能力，比单纯依靠财政补贴要好得多。目前，对纺织服装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已呼之欲出，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措施出台。如全面推行增值税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对群众创业和就业实行更优惠的政策等等。当然，必须的补贴和转移支付（特别是对低收入者的补贴）还应进一步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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