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份物价指数的公布，使得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明显降低，尽管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0%创出新高，但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6.3%却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而且从5月份的7.7%和6月份的7.1%持续回落，市场倾向性地预期CPI会逐步回落，从而预期这种降低的通胀压力可以给宏观政策放松紧缩力度创造条件。
不过，如果把当前物价回落放到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观察，并不能肯定通胀压力就此化解。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的大背景，除了国际输入性因素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依赖的、利用低资源价格、低劳动力价格和环保成本等推动增长的方式，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阶段，资源和要素价格通过放松价格管制以及主动的价格调整等，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因此，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当前的物价回落可能是阶段性的，并不能因为物价的阶段性回落就忽视潜在的通胀压力。
从短期看，7月PPI同比上涨10%，是10年来最高水平。目前，非食品价格开始上涨，CPI和PPI倒挂进一步扩大，开始呈现PPI推动CPI价格上扬的迹象，说明中下游的产业链已经开始难以完全内部消化上游的价格上扬，开始向消费者转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因此，当前物价的阶段性回落，是前一阶段宏观紧缩逐步产生效果的显现，也为宏观政策的微调提供了阶段性的时间窗口。不过，当前物价回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同比因素和基数效应，以及随着国际原油和农产品价格等的回落。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往往容易伴随着通胀的压力。这一轮中国的通胀是全球经济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背景下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扬传导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低估压力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
目前，出口在经过6月份的短期回落后，7月份依然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7月份同比出口总值增长26.9%，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扭转，货币政策进行被动对冲的压力依然相当大；同时，消费则持续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7月份的名义增长速度从6月份的23%上扬到23.3%，为扩大内需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对比6月份出口暂时回落所产生的紧张，中国的经济转型，特别是降低对于低端出口严重依赖的增长模式，要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出口部门和部分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大的地方政府的认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外部情况看，在次贷危机缓解、房地产价格调整大致结束之前，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都会十分宽松，美国经济可能也正在进入一个相对高通胀、低增长、实际利率为负的新时期。在美元贬值以及实际需求推动下，国际市场的能源和粮食价格走势已明显地显现出未来的通涨压力。
油价和粮价的上涨压力，加上持续外部失衡带来的外汇储备持续上升和被动的货币政策放松、实际上的负利率、依然存在的价格管制措施、工资上涨的压力和可能形成的通胀预期，有可能会使当前的物价回落只是暂时性的回落。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并不发达，文化消费等十分有限，就在客观上使得居民对初级产品和基本服务的消费与生产成为经济总量中的主体，而这些经济部门在工资上涨之后往往成为价格上涨的主导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保持了高速、持续、稳定发展的特点，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67%。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基础上取得的，随着近年来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和资源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的持续上升，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具体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从原来大量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投入等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增长。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回落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会淘汰不少高资源消耗、低技术含量、低效率的企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也会明显增多，这可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痛苦过程，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阵痛。这个过程虽然比较痛苦，但是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可能就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预期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和消费得到进一步改善。“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增速回落，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同比增长14.5%，比2007年同期回落5.9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速则进一步加快，上半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6%，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但应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在全球通胀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转型，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成为当前政策的关键和重点。在当前经济周期回落与结构调整时期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强调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防止大起大落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化解经济转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首先，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无论从理论还是国外经验看，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同时兼顾，在过去五六年里中国一直是“低通胀、高增长”的格局，确实十分难得，但目前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理论上讲，无论是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还是需求拉动的通胀，其本质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是一种货币现象，不能因为这种争论导致对解决通胀问题的延误或是对更高通胀的容忍，严厉的反通胀举措也许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行业与企业出现的困难，也可以说是宏观政策紧缩所希望看到的目标，通过这种淘汰促进企业的整合和技术进步，从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此时如果因为压力而放松货币政策，势必加大未来通胀的压力，致使经济运行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货币政策并不能算作十分严格的紧缩，依然还是一种在国际收支失衡带动下的、被动放松型的政策基调，实施货币政策，不应过多依赖信贷的直接控制，因为这种直接的控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只会促使企业寻找其他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长期看其效果是逐步降低的。
目前看，矫正持续的负利率，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以缓解因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导致的被动货币政策放松，在结构调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时坚持有力的对冲政策，都是需要坚持的货币政策基调。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在紧缩时期的不同状况，要采取差异化政策举措，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目前受冲击较大的是一些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大的地区，而那些内需主导地区的经济，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这本来就是经济本身结构调整的表现。这种区域运行的差异，促使我们要采取差异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同时要鼓励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
其次，应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并且积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存在较大选择空间，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其不仅可以通过总量变化调控经济运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推动产业转型，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我们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保持在30%以上，所以有必要强调运用财政资源来支持经济的结构调整。理论上讲，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对冲更多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但是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在这个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
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角度看，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调动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的积极性，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增长。
第三，放松管制，为微观企业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发展空间。特别是应当大幅放松对服务业等的管制，推动行政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为从低效率出口企业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源提供可以转移的新增长点。这本身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不少内需行业的服务业等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准入门槛太高，应该适时放松管制来吸引资源的进入，例如基础设施、服务业、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等，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经济的周期性回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了较大挑战，因为企业利润率的降低和破产比例的提高，会直接增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和经营难度。同时，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时期，必然需要大量新企业的创立、新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大量企业的退出等等，在一个贷款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下，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必然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必须积极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的融资。可以尝试将民间融资规范化，这样能够吸引很多资金的进入，降低其对银行信贷的过分依赖。此外，银行也需要提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识别、衡量和管理的能力，避免在经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之后重新出现新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从融资形式看，银行信贷是偏好低风险的，这种融资形式是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需求的，也不适用于推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是随机的，应该由一些高风险偏好的基金来推动，例如股权基金等。在转型时期，大量企业有并购整合的需求，需要推动并购重组基金、杠杆收购、“垃圾债券”的发行及PE的发展，这样会更有利于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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