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分析
中国逐步增长的交易费用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我们提出了几个假说。
假设一：社会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与每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下降在一定范围内并存。总量的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关系是交易费用测量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搞清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会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结论。有时我们笼统地说降低交易费用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一个发达国家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呈上升态势，经济发达了，分工越来越细，科技的进步都需要我们把一部分资源用于交换领域。亚当.斯密只看到了分工、专业化的好处，而忽视了由此引起的交易费用。在某种意义上讲，总量的交易费用是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总量交易费用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我们用K来表示，用C表示经济总量，用C表示总量的交易费用，则
C=K·G
K在大于0小于1的范围内变动。一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但也不能把全部的资源用于交换领域。根据诺思等人的计算，美国及发达国家现在的K值在50%左右，有的高于50%。总量交易费用上升(占GDP的比例)的态势必须考虑这样几个问题，它会不会无休止地上升？有没有一个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呈稳定的态势？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必须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等这些因素来考虑，如香港(如张五常估计香港的K是80%)，由于这个地方制度环境较好，尽管总量交易费用高，但每笔交易的费用不高，许多生产活动都转移到中国大陆内地了。所以总量交易费用提高的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分工越来越细，并形成了一个“市场极”(即交易量最大的地方)。转过来，为交易服务部门的增加(整个社会用于交易的资源增加，即总量交易费用的增加)不仅降低了每笔交易的费用，而且为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在一个国家，总量交易费用占GDP比例越高，那么这个国家经济越发达，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意味着为交换发展的部门越来越多，由于为交换服务部门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化，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潜在交易成为可能。从图1.1可知，在0到Ttc1之间，是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此时平均的变动交易费用Atc呈下降态势。在Ttc1到Ttc2之间，规模收益不变，此时平均的变动交易费用Atc不变。在Ttc2后，规模收益递减，此时平均的变动交易费用Atc呈上升态势。总量交易费用也不是越高越好，总量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如超Ttc2过)，Atc也会出现上升态势。本文的假设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Ttc1与Ttc2)，较高的总量交易费用意味着较低的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低交易费用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更高的专业化，生产费用的变化以及产量的提高。生产费用方面的变化同样也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
假说二：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有关。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交易活动的增加。产量的增长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些所得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而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交易是没有成本的，我们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运行成本的重要部分(沃利斯和诺思，1986)。沃利斯和诺思的实证结果也证实，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相对交易费用从1870年的25%左右增长到1970年的50%左右。如Wallis和North所说，当经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城市化，更多的交易是在没有长期关系的个人之间进行的，也即非人性化交易，这时理性的消费者不得不更多地卷入搜寻和收集信息的活动中，从而使交易费用增长。另外，生产和运输中技术变革对交易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如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新生产技术，较大的商业组织对于要素和产出的合作以及监督生产和运输所涉及的大量合约等都会增加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
假说三：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有关。按照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就是制度运行的费用。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下，由于交易方式的不同，导致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耗费数量、经济运行质量也不同。有效的制度变迁会增加总量交易费用，降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卢现祥，2003)。所以，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高低，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为评价制度效率或“绩效”的重要尺度。市场交易费用、管理性交易费用、政治性交易费用等构成总量的交易费用。不同的体制下，总量交易费用是有差异的并且其中不同部分可以相互替代。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试图取消市场交易费用，但管理性交易费用急剧上升，并且使市场与管理之间的替代关系不存在了，缺乏竞争和优化机制，从而使总量的行政费用大大地增加。张五常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边际交易费用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边际交易费用。科斯定理表明，只有交易费用为正，各种制度才会产生。反过来，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治)又可大大地降低边际交易费用。市场化程度也会影响总量交易费用。集权体制的总量交易费用与分权体制的总量交易费用不一样，计划经济体制的总量交易费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总量交易费用也是不一样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总量交易费用就是“物化的制度”。总量交易费用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创新、制度适应的过程。总量的交易费用增加有几大功能，一是使许多分工成为可能；二是降低了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三是使不少的潜在的交易转化成现实的交易。以油田为例，使一个油田成为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创造一种具有强制力和监督力的组织来分配一个油田的产出，提高了交易费用(由于用于创立与维持及监督与依从一种组织的资源).同时油田的整合降低了转化成本(这是更为有效的抽油和精炼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抵消了交易费用的上升，在这一情形下，一种提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会受到降低转化成本的更大补偿。
假说四：交易费用的增长还与贸易有关。沃利斯和诺思认为交易部门的增长是实现贸易所得的必然，交易部门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非市场交易成本转向了市场。因此，我们构建影响交易费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各省市，t表示时间；TC、GDP、IC、TR分别表示相对交易费用、增加值增长率、制度变量和贸易变量；制度变量以各省市非公有制和非集体制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表示；贸易变量以各省市进口量占增加值的比例表示。εit是误差项，它由三项组成：μi是不可观测的反映各省市之间差异的省市效应；ηt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时间效应；vit代表其他干扰项。省市效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效应(PE)，即对每个省市i来说都是一个固定的有待估计的参数；另一类是随机效应(RE)，即对应于每个省市i来说是一个随机残余项；应该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常利用Hausman检验来判定。
(一)描述性分析
由于重庆市缺乏1996和1997年的相关数据，我们的样本为其它30个省市1997—2003年的数据。表四报告了各参数的特征。我们发现30个省市的平均相对交易费用逐步增长，从1997年的33.05%上升到2003年的37.26%；各省市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保持快速增长，增速由1997年的7.72%增长到2003年的13.23%；制度变量除了1997年以外，逐年平稳增长，由1997年的29.37%上升到45.12%；进口占GDP的比率在波动中增长，由1997年的12.25%上升到2003年的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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