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证结果

　　表五报告了根据模型(1)回归的结果。首先，我们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发现，经济增长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这和我们的理论预期不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促进了专业化的分工，专业化分工必然通过更大的交换从而导致交易费用的增长。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经济增长的量增加了，但是经济增长质的方面并没有提高。其次，贸易变量显著地促进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验证了沃利斯和诺思的观点：一些非市场交易成本通过贸易转化为交易费用，一些不可观察的交易费用变成了可观测的交易费用。另外，制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和我们的预期相符。诺思(2002)认为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经济过程产生摩擦，它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这显著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交易成本差异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每笔交易的交易成本高；卢现祥(2003)也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就是最简洁的制度，好制度就是交易费用低的制度。这也证实了正在进行的中国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我们还对高交易费用省市和低交易费用省市样本各自做了回归分析。我们发现高交易费用组的结果不理想。从低交易费用样本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交易费用的增加。可见，在高交易费用省市和低交易费用省市中，经济增长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可能和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有关。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经济增长导致更多的交易而促进了交易费用的提高；而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时候，经济增长虽然导致了更多的交易，但每次的交易费用降低，从而总的交易费用不会显著增加。这也证实了卢现祥(2006)的交易的规模递增收益观点：当交易部门实现了规模经济以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即为维持交易部门的运转所需要的费用)也会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是社会成员用于每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会下降，社会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与每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下降这两者并不矛盾。在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当一国经济的总量交易费用占到GDP的比例在0—50%时，该国交易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当总量交易费用占到50%左右时，该国交易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当总量交易费用占到GDP比例超过50%以后，该国交易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我国1997—2003年间，平均的相对交易费用均值是38.85%，这表明我国还处于交易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相符合的。

　　四、结论

　　我们采用沃利斯和诺思的思路，对各省市1997—2003年的相对交易费用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交易费用的四个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了几个结论。

　　1.总体来说，全国的总量交易费用是逐步增长的；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沃利斯和诺思的思路是相符合的。各省市的交易费用有收敛的趋势，平均交易费用低的省市的交易费用增长速度高于平均交易费用高的省市；每年全国各省市中最小和最大的交易费用值都逐步增长。

　　2.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交易费用增长的显著原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导致更多的专业分工和交换，从而导致交易费用的增长。这可能一方面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质有关，也就是尽管经济增长的量上去了，但是许多的经济增长可能是没有效率的；这可能还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质”有关，即我国转型中的关系经济为主、市场上层经济发展缓慢及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卢现祥，2000)等也会制约我国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另外，这可能和高交易费用省市和低交易费用省市中经济增长对交易费用的不同影响有关。高交易费用省市的经济增长已经对其交易费用没有促进反而有减弱的作用，低交易费用省市的经济增长对其交易费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交易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收益效应。本文提出了总量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关系的U字型假设。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总量交易费用的增长还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这表明我国制度结构变化的空间还比较大；同时，这也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判断是相符合的。另外，我们还发现贸易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长。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和交易费用内涵的广泛，我们对交易费用的测算是粗略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交易费用测算的困难就忽略经济中交易费用的存在和特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及其理论可能是解释中国经济绩效的一个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