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央银行来自火星，美联储来自金星”。这是近日德意志银行发布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结论。其推论过程是，在同样面对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国际油价引发的通胀威胁情况下，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断然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后者则迟迟按兵不动。

　　对于熟悉中央银行政策的人来说，美欧央行之间的这种差别实在太正常不过了。自199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以来，欧洲央行及其单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就被牢牢锁定为保持物价稳定。所谓“物价稳定”，根据欧洲央行的定义，就是要使“欧元区消费物价调整指数(HICP)年增长率低于2%”。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5月和6月的HICP已经分别达到3.7%和4.0%高位，上升势头明显，预计全年HICP不会低于3.5%。因此，欧洲央行不得不迅速对此做出反应，7月初将主导利率从4%提高至4.25%，以使实际利率为非负。欧洲央行对于通胀威胁的高度重视和巨大忧虑，无疑是来自于历史教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肆虐德、奥等国的“超级通胀”至今仍让欧洲人闻之色变。因此，为了保持物价稳定，暂时牺牲一点GDP增长率和就业率也是值得的。

　　而对于美联储而言，来自通胀的记忆远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相反，作为1930年代“大萧条”的后遗症，美国人对于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倒是非常敏感。与欧洲追求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不同，美国货币政策长期存在着双重目标，即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并且从实践来看，前者明显优先于后者。此外，作为《大萧条》一书作者，伯南克对30年代初美联储由于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危机加剧的教训自是深有体会。因此，在连续降息后，美联储不得不谨慎行事，需要一段时间等待，至少要看到失业率上升势头得到明显遏止后，才能着手考虑升息应付通胀。然而，问题是，任何经济政策都有时滞效果，等通胀真的迫在眉睫了，那时候再升息还来得及吗？目前，国际油价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已经切实影响到美国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了。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5月份CPI同比上升4.2%，为1月份以来最高升幅；核心CPI同比上升2.3%，略高于一般公认的1.5%－2%适宜区间的上限。对于美联储而言，这种消极等待无疑蕴涵着巨大风险，最坏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来了，经济增长最终也没有起色，美国经济将陷入“滞胀”困境。

　　从中国货币政策的宣示和实践来看，一方面，类似于美国，我们追求的也是多重目标，经济和就业增长、物价稳定，乃至外贸平衡、社会稳定一个都不能少；另一方面，得益于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大规模物价上涨，类似于欧洲，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我们又愿意稍微牺牲一点GDP数字，政策天平倾斜于通胀治理优先。笔者个人对此是深表赞同的，随着国际油价向200美元每桶目标迈进，以及今年国内自然灾害的频发，7%－8%的CPI指数关口很容易失守，一旦CPI达到两位数，货币政策工具对此也将束手无策。从此意义上说，中国货币当局既非来自火星，也非来自金星，而是两者的中间地带——或许正是地球？

　　然而，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在规则对相机抉择的博弈中，规则虽然能赢在开头，但最终往往要让位于相机抉择，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非经济因素需要考虑。因此，从紧的货币政策能否贯彻到底，是对中国货币当局信誉和独立性的重大考验。(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