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度与一家公司的成功故事★◆▲
在汶川大地震爆发1个多月后，69岁的英特尔董事长贝瑞特把他第14次中国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四川，以表明英特尔与中国在一起。几乎同时，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 “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闭。”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尔更深刻的理解王岐山话语中的涵义。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杨叙总结说，英特尔在中国的第一个10年属于“摸索适应”阶段，第二个10年属于“与产业一起高速增长”阶段，并逐渐“摸到了门道”，而未来10年则是“扎根中国”的阶段。今天的英特尔，也已经汇集了中西合璧的文化交融，中国人可以从它身上清晰看到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英特尔40年，分别是两个经典的成功故事。中国在30年间，由一个经济弱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英特尔则由一家存储芯片商成长为半导体行业霸主和高科技行业的领航者。两位成功的巨人势所必然的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为支点
□记者 冯禹丁
2008，利涉大川
69岁的英特尔董事长克雷格·贝瑞特精力异于常人。6月23日一早，他戴着红领巾，顶着炎炎烈日前往离成都3个小时车程的地震重灾区彭州龙门山镇，看望一所小学的孩子们；中午回到成都市内，他出席完“英特尔i世界计划启动仪式”后，前往拜会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晚上7点，他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大讲堂发表了两小时赢得满堂彩的演讲，而后从台上一跃而下，赶往机场奔赴北京。当晚飞机晚点两小时，抵达北京已是凌晨2点。随行的人困顿不堪，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文件。据说不久前的一个星期，他刚刚一口气在欧洲访问了7个国家。
贝瑞特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全力支持四川灾后重建工作，了解当地震后恢复的需求。
“地震对于英特尔来说并不陌生。”贝瑞特说，英特尔总部就建在地震多发区的加州。23日早上，在龙门山镇小学的临时帐篷里，贝瑞特把他从自己蒙塔纳州500英亩农场带来的象征吉祥与好运的“马蹄铁”，送给了一直称呼他为“贝老先生”的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校长周世述。晚上，贝瑞特获得了成都电子科大青年志愿者送给他的写有“我们在一起！”的T恤衫。
虽然贝瑞特开玩笑说，“在我们公司，CEO是真正重要的，董事长无关紧要(is nothing)”，但此刻由他——一位过去14年已经13次访问中国的老朋友代表英特尔前往地震灾区，向那里的人们表示慰问和支持，显然是最合适不过。在“英特尔i世界计划”启动仪式上，贝瑞特正式宣布英特尔将追加3500万元，用于在8个受灾县建立200个计算机网络教室，并引入“英特尔未来教育计划”，以及借助志愿者，长期支援灾区恢复和重建。
英特尔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表明英特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过早会给赈灾添乱，过晚又没有意义”，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说，“地震发生后，我们是首先捐款的跨国企业，我们希望在灾区重建的工作中也成为一个表率。”
7月份，美国国务卿赖斯将率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地震灾区。贝瑞特赶在了他们前面。“很高兴我们能参与到灾区重建中来，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看到小朋友们的创意，有些真的很令人兴奋，在网络教室里我想我们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贝瑞特对《商务周刊》说。
“做正确的事”，是贝瑞特此次访华行程中，记者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汶川大地震是2008发生于中国的最大事件，英特尔力求像它过去15年一样，“做正确的事”。这15年来，几乎每一个对中国来说重要的关头，英特尔从未缺席。
贝瑞特访华的前两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刚刚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他以历史为鉴，向台下的美国听众讲述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种种艰难历程。他说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闭。”评论认为，王这次访美旨在呼吁美国对外更加开放，而不是奉行日渐抬头的保守主义。英特尔公司以及贝瑞特本人在近10年来，也曾多次向美国议员们上下游说，试图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出口限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尔更深刻地理解王岐山话语中的意义。改革开放推动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持续30年的腾飞，英特尔则在同一时段成为全球高科技的领导者。这两个巨人的成功故事不仅在时间段上如此重合，事实上，两位巨人也势所必然地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为支点。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本土外功能配备最全的一个市场，在美国有的功能部门在中国都有。我们在印度主要是研发，日本主要是销售，马来西亚、菲律宾主要是生产，唯独中国是从基础研发到应用研发，到生产晶圆厂、封装测试，到市场、售后服务、采购、教育、风险投资等等，‘光谱’上有的都齐了。”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对《商务周刊》说。
而仅仅在20年前，就要开始成就一番霸业的英特尔还遑论了解中国—一这个西方人眼中的神秘、落后而封闭的国度。
1979，潜龙在渊
年轻的芯片巨人对东方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微处理器产品部总经理虞有澄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就只身来到中国。那个时候的英特尔刚成立11年，现任董事长贝瑞特和CEO保罗·欧德宁刚加盟5年，英特尔还是一家存储器芯片商，以至于1972年便加入英特尔，历任半导体工艺、晶体管等产品策划的上海籍华人虞有澄一度离开英特尔，尝试自己创业。
1979年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这年7月，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外企进入中国才有了法律依据。”学商法出身的戈峻说。
“1979年，中国大陆刚开始实行开放政策，我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只身前往北京与广州一探究竟。这正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也是大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度解开她的神秘面纱，寄望借由与外界接触以展开经济改革的步伐。”虞有澄在其1995年出版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回忆道，“我踏进大陆的第一眼，所见之处都是灰黑的色调，真是令我大吃一惊。可能由于冬天天冷，每个人都穿的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让我觉得时间的步调好像变慢许多。大陆人倒是对采用微电脑显得兴致高昂，由于大陆过去很少使用主机或小型机，和欧美相比，没有大型系统资料转换的负担，因此我认为这是微电脑的大好市场，而且是个还未开发的全新市场。”
让虞有澄感到兴奋的是，当时大陆的官方人员很能接受微电脑，很快就体会其功用。“但要他们认识到软件的重要，并说服他们软件有价，就需大费唇舌。知识产权的观念在大陆仍是天方夜谭，他们认为软件既然是无形的，怎么还要花许多钱去购买？”他同时也说服英特尔公司让他做大陆的代理商，将英特尔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
因为厌倦了美国到中国的漫长飞行，1981年3月，虞有澄受安迪·格鲁夫之邀重回英特尔公司工作，随后为英特尔成为微处理器之王立下了汗马功劳。
虞有澄把中国大陆是一个“微电脑的大好市场”的信息带回了英特尔。但英特尔当时刚在其1978年的年度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家庭电子计算机”，微软也还只是一家仅有28名员工的合股企业，世界上第一台PC在两年后才由IBM造出，没有人意识到PC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此前的11年中，英特尔已经历经坎坷。
1968年7月18日，英特尔公司创立。1968年是世界历史空前动荡的一年：法国爆发六月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杀——但25年后《福布斯》杂志一位专栏作家写到，这一年只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英特尔创立，二是夭折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起义。
成立之初的英特尔只有30名员工，原始投资250万美元。次年9月，它推出了第一款金属氧化半导体芯片1101，结果在与主流产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1970年10月，英特尔推出第三个产品，1103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两年之后，1103成了当时世界上销量最大的半导体存储器，英特尔提出著名的“英特尔公司说到做到”(Intel delivers)口号。1971年，英特尔完成IPO，这也是公司第一年赢利——105万美元。
1982年，英特尔经历过一次大规模人才流失事件。在深入了解后，英特尔高层发现，离职的工程师中，中国人占很大比例。格鲁夫找来虞有澄，“你们是同文同种，也许你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虞有澄与一些华裔经理人探讨此事，最后举办了一个内部研讨会，讨论英特尔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给出克服差异的建议。1983年，英特尔内部成立了“多重文化整合委员会”，并开始举办中国新年晚会。
创业初期的英特尔就决定要发展为跨国企业，因此1973年时就在马来西亚槟城设厂，后来又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并赴爱尔兰设厂。1972年加入英特尔任工程部经理的赖炳荣当时在马来西亚槟城管理英特尔的工厂。1980年代中期，升任英特尔副总裁的赖炳荣与格鲁夫曾有一次关于中国的对话。他向《商务周刊》回忆： “格鲁夫当时对(投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恐惧感，我说‘安迪，假如中国崛起，1亿中国人用苹果电脑(非英特尔芯片)，那这块大市场不是拱手让人了吗？所以你现在必须进入中国去抓住机会。’他歪坐在那里，问，‘中国人有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钱，但听我在摩托罗拉的太太说，大哥大那么贵，中国人很多都是提着钱箱来买。假如我们不进中国，我们就失去机会了’。”
1985，龙战于野
在观望中国长达6年之后，英特尔决定试水中国。
1985年的中国刚刚决定开始启动城市改革，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马上就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年，英特尔在北京民族饭店设立代表处，与一家知名的国有企业合作进行大型机销售业务。这个代表处，只有一名总经理、一名秘书和一名司机。
“那时候英特尔还没有做PC芯片，PC在世界范围内才刚起步，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PC。”戈峻告诉《商务周刊》，这一合作由于双方在经营方向上的分歧没有获得成功。今天的英特尔人不愿提及进入中国的前8年。
事后来看，与中国由陌生到结缘的1985年，在英特尔公司发展史是最关键的年头之一。这一年英特尔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转向针对个人电脑的微处理器业务。
1985年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之后，英特尔的386芯片提前两个月设计成功。但英特尔内部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赖以起家的DRAM存储器业务上，此时的英特尔被NEC、东芝、日立、富士通等日本企业发动的价格战打压得抬不起头。1985年，DRAM业务占英特尔收入的比重下滑到不及5%，但英特尔仍将研发费用的2/3花在它上面。由于DRAM的拖累，1985年的英特尔巨亏6000万美元。
经过反复权衡，1985年10月，在386计划顺利推进的同时，时任CEO安迪·格鲁夫和董事长戈登·摩尔正式宣布退出存储器市场。“我们终于能克服心中的不甘，承认失败，放弃一个我们曾经风光过的领域，以求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艰难而充满痛苦的决定。”虞有澄回忆道。
转型后的一两年对英特尔来说是艰苦的岁月。它的年营业额由1984年的16亿美元降到1986年的12亿美元，并在这一年亏损了2.5亿美元。但386拯救了英特尔。386是个人电脑的CPU历史上第一次达到32位处理性能，这意味着PC拥有传统大型机的计算能力。此前大型机制造商如IBM一直把16位的PC定位为小型的个人应用领域。
由一家存储器公司到一家微处理器公司的转型，痛苦而短暂，却使英特尔完成了涅。蓝色巨人IBM不肯接受386，行业新兵康柏、戴尔和中国台湾的宏(Acer)则抓住了历史机遇，率先推出基于386芯片的个人电脑——它的微处理器来自英特尔，操作系统来自微软，键盘、监视器、驱动器等来自多个依循开放标准的专业供应商。来自五湖四海的起义者们很快形成“蚂蚁雄兵”之势，“彼此兼容、自由竞争”的新的产业标准建立起来。
虽然后来IBM也重拾386，但PC行业的格局已被386戏剧性的成功所颠覆：兼容机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件来自英特尔和微软，格鲁夫强硬的决定独家生产386而不是按照IBM的指示授权给AMD等“第二供货商”，电脑行业不再随着IBM的脉搏而动。
1988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令人敬畏的英特尔垄断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整个PC行业和华尔街都意识到，英特尔控制的是美国利润最丰厚的垄断行业之一。”这一年英特尔20岁，它创下了28.75亿美元的营收和4.529亿美元利润，在全球《财富》500强榜单上攀升了50位，来到第150名。1990年，英特尔首度以“新电脑产业”来称呼PC工业，相对于大型机组成的“旧电脑产业”，电脑产业步入新纪元。
1979年的英特尔为其Microma数字手表制造子公司做电视广告花费了60万美元，格鲁夫不禁惊叹：“就一个广告啊，一下子，没了。”直到1990年，英特尔仍没有营销体系和广告代理商，消费者不知道微处理器电脑机箱中的具体位置，大多数PC用户并不清楚微处理器与电脑之间的关系。英特尔决定发起针对终端用户的电视广告运动。对此英特尔内部争议很大，反对者认为计算机制造商不会欢迎英特尔越过他们直接与消费者沟通。但格鲁夫力排众议，支持这家由工程师管理的B2B公司直面消费者。从1990年至1994年，英特尔耗资5亿美元，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享誉全球的品牌。而OEM厂商也对“Intel Inside”非常欢迎，到1991年底，342家OEM加入了该计划。
1992年，格鲁夫回顾英特尔的历史，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8年到1980年代中期，英特尔是一家大规模集成电路公司，一次挫败将英特尔逐出存储器市场；第二阶段，英特尔变成一家微处理器公司；到1990年代，英特尔成为了一家“名牌产品公司”，而不是微处理器公司。
同时期的竞争对手们却境况不妙。当时的信息技术统治者IBM股价暴跌43%，日本半导体公司陷入低谷，摩托罗拉88000生产衰退，很多芯片公司危在旦夕，RISC阵营式微。“产业血洗。”格鲁夫曾评价当时的PC产业。
Dataquest公司的数据记录了英特尔的这段历程：1982年英特尔在全球半导体厂商中排名第8，1987年滑至第10，到1992年则超过NEC跃升为第一名。
对英特尔来说，这是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一段岁月。但这样的轨迹不属于中国。罗大佑同期推出的《未来的主人翁》中借孩子之口唱到：“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那个时候，已经完成经济腾飞的台湾岛正在从华勒斯坦眼中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向现代社会的核心融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工的重要区域，著名的任天堂刚刚推出它的街机游戏，而北京的景山学校才开始购置大陆学校中的第一批电脑，并吸引了邓小平前往参观。
但从封闭中醒来的中国有太多事情要面对。经历了短暂的上下一心的改革热忱之后，这个国家在1980年代末陷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冲突之中，改革开放的车轮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的可能。山坳上的中国面临往何处去的天问。
英特尔与中国的故事同样很不顺利。大型机业务失利之后，英特尔的中国办事处主要是推销其在全球的非核心产品：工控机与单片机。现任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叙在面对《商务周刊》追问时，只想到1988年他们做成的一单生意：与当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部合作，引进了英特尔的一种工控技术。
1994，密云不雨
1993年5月，英特尔推出内涵300万颗晶体管的经典之作——奔腾Pentium微处理器，奔腾芯片与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市场。成立仅仅25年的英特尔成功度过了全行业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年它的销售额达到87.8亿美元，利润近23亿美元，市值达到259.3亿美元，升居《财富》500强的第56位。它是“新型计算机产业”的中心，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早在1960年代任职于仙童公司时，格鲁夫便深知“互补者”(complementor)的重要性，他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公司不可缺少的伙伴，而相互并不从对方那里购买或销售产品。从1990年开始，英特尔和微软发展成双边合作关系，主宰了整个世界PC市场，“Wintel联盟”构成了高科技产业史上一个重要的利润引擎。
奔腾的成功彻底宣告了英特尔在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与CISC(复杂指令集计算)之战中获得完胜，这场战役耗时5年。在英特尔内部，一度有人认为CISC已经过气，RISC将成为主流。英特尔决定双线作战，1989年4月，英特尔发布CISC的486微处理器，此时英特尔还拥有高速的RISC处理器860芯片。RISC无法突破缺乏软件资源的挑战，随着486的产量和速度提升越来越快，RISC终于败北。
“大多数战略转折点并非轰然而至，而是像小猫咪一样毫无声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才能豁然开朗。”在《只有偏执狂能生存》一书中，格鲁夫把记叙RISC和CISC之争的章节命名为“信号还是噪音”。
在接下来的1994年，英特尔在“信号还是噪音”的问题上差点铸成大错。这一年的10月30日，美国弗吉尼亚林奇堡学院的数学家托马斯·奈斯利对多家机构和媒体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指称英特尔的奔腾浮点运算单元存在“程序缺陷(bug)”。英特尔坚称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每过2.7万年，才有0.5%的几率可能产生错误。这激怒了消费者，当时的《财富》杂志报道称，英特尔“被普遍仇恨与畏惧”。12月12日，IBM在互联网上宣布，“公司决定，IBM将停止把配置奔腾产品的个人电脑投放市场”。这给了英特尔当头一棒，英特尔遭遇了公司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12月20日，英特尔决定对有浮点缺陷的奔腾处理器采取无条件更换政策。这一事件让英特尔付出了4.75亿美元的赔偿款，但是最终没有倒下。贝瑞特挺身而出，在危机中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并掌控局势，成为挽救英特尔的英雄。
这一年是英特尔自1980年代以来少有的挫折之年，尽管其销售额和利润还在增长，却由《财富》500强第56位滑落至第90位。更关键的是，英特尔“科技前沿充满活力的创新者”形象被扭曲为一家“典型的大公司”。好在良好的管理运作、宏大的生产规模和研发上的巨大投入，使得英特尔牢牢把持住了行业霸主地位。1995年，英特尔销售收入增至162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上反弹至第60位。
奔腾程序缺陷风波还给整个产业带来了两大后果，一是“完美，否则就无条件全部更换”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将许多抗风险能力不足的中小公司淘汰出局；其次，互联网的威力凸现出来，奈斯利教授的电子邮件引发了舆论风暴，互联网初露锋芒。
RISC与CISC之争也让英特尔认识到，“量”决定一切。到1990年代，英特尔实行“虚拟工厂”架构，立足于全球选址，批量生产能力成为其称霸市场的另一项优势。凭借充裕的产能，英特尔可以发动价格攻势来赢得竞争。这种局面正如当时在英特尔专门负责产品生产的主管克雷格·贝瑞特所料，他发明了“石炭酸灌木”这个隐喻，石炭酸灌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生长的一种植物，它之所以能在沙漠中称雄，是因为它的根汲取草地的水资源，并且释放毒气，抑制周边植被的生长。
贝瑞特将英特尔的微处理器比作石炭酸灌木，他的座右铭之一是，工艺的复杂绝不能成为拖延生产的借口。贝瑞特提出了“精确复制”概念，即每套生产设备完全一模一样，任何员工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时间停止生产线的运行。“我是技工大师，我的工作就是把指甲盖儿弄脏，确保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工厂里运出。”贝瑞特说。
也在这一年，中国从北到南入秋的时节，英特尔CEO格鲁夫和COO贝瑞特一起来华，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并意气风发地登上长城。那是一个国家和一家公司成为朋友的开端。
这一年的贝瑞特55岁，因管理英特尔制造业务有方刚升任COO一年，已经是格鲁夫公开的继任者。他对《商务周刊》回忆到：“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我预想中的中国是一位‘觉醒的巨人’，然而当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从窗口向外望去，见到的是满眼的自行车，没有什么商业活动。我想北京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上海则是不同的景象，马路上是拥挤的车辆，商业繁华。这真是个巨大的对比。”
但无论如何，刚刚在微处理器领域打赢了RISC与CISC之仗的英特尔决定再为自己找一个放“鸡蛋”的“篮子”。它把眼光投向了中国。
“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显然我们所在产业的增长机会来自于新兴市场，中国是新兴市场和经济体中最大的一个。就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开始开放国内市场，接受外来投资和自由贸易。我想这正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贝瑞特对《商务周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在参与国际商业投资与合作的准备工作方面做的更到位，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在深入地影响着内地。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这一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胆子要大一些”的“南巡讲话”发表两周年；中国决定开发浦东，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决心不变；“复关”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中国人刚刚经历了申奥失败，却接入了全球互联网Internet；未来的PC老大联想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
“英特尔刚进中国时，是磕磕绊绊、一波三折过来的。”1994年的戈峻还是英特尔总部的一名“全职实习生”，白天在英特尔上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西北法学院读商法博士。“可能是英特尔想进入中国了，才把我这样的华人招进去。”他半开玩笑地说。从一开始，学商法的戈峻便参与了英特尔同上海市政府的谈判。
1994年，英特尔先是在上海的漕河泾设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软件研发中心——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此为依托，总部派出团队来上海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戈峻是成员之一。上海市政府对英特尔落沪志在必得，英特尔也决定选址闵行区的一块地建封装厂。等到拆迁和平地等工作都完成了，却风云突变，国家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征税。设备进口对英特尔芯片封装厂来说至为紧要，内部评估的结论是，即使放弃那块土地的损失也比需要交的税少。此时唯一可以继续免税的地方在浦东保税区，但根据当时的规定，英特尔不能转让闵行的这块未开发土地。于是英特尔应上海市政府所邀，先搁置闵行，到浦东外高桥再选了一块地。
尽管随后中央政府又恢复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免税政策，英特尔也无法再舍浦东而回闵行。3年之后的1998年，英特尔才以低价卖掉闵行的地皮。“等于英特尔还没在中国赚钱，就亏了几百万美元。”戈峻说。此次“惨痛的经历”让英特尔总部担心中国的政策变数太大，会不会波及保税区？
“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戈峻说。英特尔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环境评估。看到英特尔对土壤和地上水进行严格检测，上海当地政府甚至觉得很新奇，“这家公司为什么还检测这些东西？”不幸英特尔的检测结果是土壤没有达到低污染指标。按照美国的法律，环境污染是“谁拥有(产权)谁治理”。由于担心将来对环境污染负责，英特尔内部反对来沪的声音很大，此前英特尔在美国遇到过同样的故事，赔了大笔钱。
“当时中国的PC市场也不大，大概三四千万台。市场不大责任太大，总部的争议很激烈。一些有远见的人觉得应该进来，另一些人觉得我们对中国太不了解。”戈峻回忆说。
最后，国家环保部门出面做了特殊安排：把现有土地污染状况封存，如果将来在现有的环境基础上恶化，由英特尔负责，反之英特尔无责。戈峻说：“幸亏中国实行‘谁污染谁负责’。”
这之后，英特尔一期投资浦东1.98亿美元，建成闪存封装测试厂。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浦东工厂改为英特尔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北京通恒大厦的代表处则升级为分公司。
英特尔在中国开始正式“起航”。中国也在英特尔全球版图中正式升级为“战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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