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一轮战略框架展开已经开始，新一轮战略框架已经形成，这标志着湖北已经进入战略调整阶段。当前，需要在已经开始的战略展开和已经形成的战略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刻认识湖北发展的宏观环境的新变化、湖北优势与劣势的新变化以及湖北发展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新一轮发展战略。
1、深刻认识湖北发展宏观环境的新变化
今年以来，湖北发展的宏观环境有一些新的变化。
(1)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力度仍然有限，并可能出现减弱的趋势
今年4月10 日，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进入推进阶段。在周边开发的基础上，开始了“回填中央”的过程。一是政策回填。7月1日开始，中部地区部分城市参照执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部分县市参照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二是产业回填。国家开始执行出口退税新政；7月23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第44号公告，启动加工贸易新政。三是改革权力回填。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发文宣布，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2007年，中部地区发展出现进一步提升的势头，发展速度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这种提升主要是现有政策资源和产业资源的回填。而且，这一过程一开始就出现了可能削减的势头。近年来，中央启动了新一轮周边开发进程，包括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新疆开发、北部湾开发、内蒙开放等。这种沿边新一轮开发过程，客观上削减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势头。湖北定位于建设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上述格局的出现值得高度关注。
(2)产业转移中出现了产业争夺与产业分流
国家实行加工贸易新政以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出现了转移趋势，但是在路径上明显分流，出现了“南流北走、东抢西夺”的局面。即南流到东南亚国家，北转到环渤海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与东南沿海接壤的省份拦截部分优质资本，部分资本越过中部直接落户西部。这种局面的出现，加上湖北土地储备不足、生态容量限制，客观上制约了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3)综改区将呈现双刃剑效应
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综改区”，是国家对武汉城市圈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是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综改区”的落户，将进一步扩大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的改革探索空间。但是，必须看到，“综改区”也是一把双刃剑。湖北是一个欠发达省份，经济规模量的扩张是发展的基础，自身已经遇到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约束，在国家有关建设两型社会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相关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进程中，资源约束进一步硬化，环境约束进一步硬化，在一定时期，难免遭遇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问题。
2、深刻认识当前湖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湖北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制定和完善新战略要求我们把握湖北新的省情特征。我们认为，湖北新的省情特征，突出表现为开放不够、发展不够、部门制约和发展无机化四个方面。
(1)经济开放不够成为发展不够的主要矛盾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注重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199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和实施了“外向带动战略”，2004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开放先导战略”。“外向带动战略”和“开放先导战略”的实施，取得了重大成效，湖北经济外向型程度迅速提高。2006年进出口总额比2002年增长近2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75％，2007年，预计全年进出口总额相对于2002年增长3倍，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0％。但总体来说，实施效果不够理想，体现为两个不足：一是开放进程相对缓慢。例如，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2005-2007年问，全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要年均递增20％以上，2007年全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要达到35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06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虽然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总量仅有24．49亿美元。今年1-11月，实际利用外资25．05亿元，同比增长10．1％。显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速度与上述目标有较大差距。二是开放的先导作用不突出。例如，2006年，湖北外资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商品贸易依存度分别为6．7％、6．5％、122％，明显低于浙江91％、50．4％、69．4％的水平。
开放不够及其先导作用不够已经成为湖北当前阶段最为突出的基本省情特征。在思想解放不够、发展不够、改革不够、开放不够等基本省情中，开放不够突出出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2002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实施“打基础、管长远”的施政方略，在奠定经济发展战略基础、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奠定经济发展体制基础等方面的成就相比，对外开放进程相对滞后。用今年8月21日全省扩大开放工作会议上的一句话来慨括就是：“观念的差距，改革不够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不够造成的。所以说，观念的落后，实质上是开放的落后”。
(2)发展不够主要表现为县域经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不够
2002年以前，湖北的发展不够主要是支柱产业和支柱产品发展不够，经过近六年的结构调整，支柱产业和支柱产品的成长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当前，湖北的发展不够主要表现为小型板块发展不够。具体来说，即县域经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不够。
县域经济发展不够表现在以下四个方而。一是单体实力不强。目前，我省还没有进入全国百强的县(市)，每个县(市、区)平均生产总值50亿元，平均一般预算收入1．46亿元，多数县(市)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在中部六省市，湖北县域平均生产总值、县域财政收入、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占4，5，3位。二是整体实力不强。2006年，我省县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6％，分别比河南、湖南、江西低14、15．5、7．1个百分点；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占全省的23．8％，比河南低13．8个百分点。三是县域工业薄弱。2006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2．1％，比全省平均水平低8．6个百分点。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只有11亿元，有13个县市区不到2亿元，有一半县市农业经济比重占30％，发展极不平衡。2006年，有6个县市生产总值增幅低于8％，32个县市区工业增加值增幅不到10％，增长速度缓慢。四是工业集群整体竞争力不强。资源型产业集群居多，生产加工型产业集群偏少，部分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间产业与技术关联度低，产业链条短，生产同类产品企业的简单“扎堆”较多，相当一部分县市没有带动力强的骨干企业，竞争力不强。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成长不足。以武汉为例：2003年，武汉中小企业总产值比郑州多25亿元，2006年底，郑州反过来超过武汉700亿元。2003年，郑州过亿元的中小企业只有130家，比武汉少15家，2006年，郑州为528家，比武汉多出289家。2003 -2006年，武汉中小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低于全市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2006年，沈阳、成都、济南、南京过亿元的小企业多于武汉，其中南京多出211家。总产值比南京差1092亿元，与成都差距最小，但也少200亿元。弱小的中小企业成为湖北经济发展主体的一块结构性短板。
(3)制约湖北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方式
过去，制约湖北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是整体体制，经过过去五年的体制改革，整体体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制约发展的主要是政府行政体制、行政观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观念和认识的滞后，创业与发展的氛围不浓，某些政府部门的乱作为和作为不够。我们在各地调研中发现，针对企业的“三乱”现象依然存在。例如，武汉某区对中小企业的行政收费40项；有的地方一方面对民营企业支持、扶持，另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在侵犯民营企业财产；随意废止合同，影响政府信用。政府部门不作为或作为不够直接导致针对民营企业的帮扶措施不到位，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不少政府部门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仍然主要是面向国有经济的管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服务也很不到位。许多具体的程序、传统的办法、技术的细节把民营经济排斥在体制之外。此外，市、县在负责民营经济的职能部门设置上，仍按照所有制、城乡、行业等将民营企业划归不同的部门来管理，难以形成合力。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指导、协调机制没有形成，支持往往停留在文件上、会议上、领导口头上、部门表态上，实际落实得少甚至落空。一些部门办事的节奏也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政策不透明、不公平、不配套、不落实，常常执行走样。“资金不足，融资困难”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最大问题。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银行体制改革滞后，现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审贷制度、贷款机制和金融产品不适应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大多数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无法获得贷款。信用中介服务体系很不健全，担保机构少、实力弱，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在这方面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还做得很不够，还大有潜力可挖。
(4)发展模式的无机化特征凸现出来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衡量，湖北发展模式呈现无机化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武汉市与周边八市缺乏充分互动。交通、通信网络体系尚不健全，存在部分设施不对接、功能不完善等问题。整个城市圈的公路缺乏网络功能，信息网络尚未完全互联互通，信息资源的开发、共享不够，缺乏平台支撑；市场壁垒和障碍仍未完全消除，圈内各地市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准入、质量技术标准等不同形式的地方保护，市场建设的总体水平不高，结构和分布不合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优势不能互补，集聚和扩散效应不明显，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统一的市场监管机制；产业对接和梯度转移仍存在一定难度。二是企业间缺乏充分的产业关联。服务业的发展还主要在传统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展开，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足；传统工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断层还比较明显，高新科技产业单兵突进，而大多数传统工业产业升级滞缓，形成产业发展链条上的断层。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还缺乏充分的关联。三是在区域内部方面，县域经济和地方资源关联不够。农产品资源是我省的一大优势，但加工转化不够，农业产值与农产品加工产值比目前只有1∶1．2，县域经济发展和地方资源关联度不高。四是资金方面，企业资本动员能力偏低，资金流与企业发展不匹配。企业资本动员能力偏低表现为大企业上市难，中小企业贷款难。自2002年开始，湖北企业上市数量便急剧下降。尤其是自2006年6月证券市场恢复融资功能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湖北没有一家企业发行上市。目前初步纳入湖北省发改委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的企业也大多属于中小型民营企业。湖北省未来几年在上市公司的结构上也有可能出现断层现象。目前，包括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造船厂、长动集团、一棉集团、三江航天、中建三局等特大型企业，由于种种原因离上市仍还有一定距离，未来几年内即便湖北企业上市状况发生改观，融资仍是中小企业发展中最棘手的难题。由于我省投资担保公司的经营总体规模不大，虽然国家和省市出台了一些支持担保业的优惠政策措施，但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再加上申请程序比较复杂和缓慢，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五是劳动力转移有过度倾向，涵养与开发不够。培训机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搞对接，农村科技教育机构培训目标是促进劳动力转移，造成相对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从质和量两方面都表现出过度转移倾向。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新农村建设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加剧了农业弱势；另一方面，湖北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制约了湖北产业发展。
3、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湖北新一轮发展战略
新的省情和外部发展环境决定了湖北需要进行新一轮战略谋划，完善已初步展开的新战略。
（1）战略定位：从重要战略支点到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湖北发展新的战略目标应定位为：建成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把武汉城市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首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形成辐射力大的城市圈，培植新的增长极。可见，国家将把新的增长极的培育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其次，中国现有的三个增长极都在沿海地区，需要在中部地区建设新的增长极。在中部地区，湖北作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备成为新的增长极的各种优势和条件。
第三，将湖北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建成中国的经济增长极是过去曾经确立的目标。省八次党代会提出全省的目标是：“努力使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省九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建成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湖北人民的共识，应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落实。2004年4月，省委转发《省发改委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目标中提出“使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内内陆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在中部地区各个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具有成为中部核心增长极的明显优势：从现实角度看，武汉城市圈块头第二，但是综合实力与优势最强；从发展角度看，武汉城市圈与长江黄金水道和经济带可以互相整合，具有中部地区其他城市群不具备的空间优势与战略优势。在武汉城市圈已获批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条件下，应该明确提出把武汉城市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2）战略布局：构建完整的省域经济布局和全面的省域开放格局
当前，湖北已经形成以武汉城市圈为主体，襄樊、宜昌等若干城市散点布局，以县域经济为腹地的省域经济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整合省域经济格局。
首先，在建设武汉城市圈的同时，启动和加快两个省域副中心建设，形成一主两副格局，构建三大城市支点，通过“一江两线”的连接，形成完整的省域经济格局。
其次，通过襄樊副中心，辐射和带动十堰，通过十堰，打通与汉中经济区的关联，通过宜昌副中心，辐射和带动恩施，通过恩施，打通与成渝经济区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西部地区开放的通道，形成全面的省域开放格局。
（3）战略核心：从改革先导到开放先导
如前所述，开放不够已经成为湖北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湖北发展的战略核心应该从过去的改革先导转变为开放先导。
开放先导需要的开放，不应单纯理解为对国外资本和国际市场的开放，而应该是大开放。首先，从开放的对象上，包括对国外的开放，也包括对国内、省内特别是民营经济、市场经济领域的开放。其次，从开放的领域上看，包括思想领域的开放、体制领域的开放、政策领域的开放、产业领域的开放、市场领域的开放。第二，从开放的部门看，包括经济部门、政府部门、文化部门、社会部门。第四，从开放的手段看，包括行政、法律和思想等多个方面的手段。第五，从开放的主体看，包括政府、企业、群众等多个层次。
（4）战略基点：探索外向型发展与内源型发展的有机结合
湖北发展的战略基点是，探索内源型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外向型经济的比重。首先，湖北不具备发展全面外向型经济的区位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本很高。其次，中央在中部地区配置两型社会“综改区”也表明，中部地区不可能再复制沿海地区片面外向发展的老路。第二，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湖北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枢纽，应该抢占国内市场制高点。因此，未来湖北发展的战略基点应该是大力培育内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技术、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发展模式。为此，在产业上，要大力发展面向周边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基于本土资源的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业；在技术上，要大力推进面向本地发展的自主创新；在市场上，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建立辐射中部地区市场的市场基础体系。
(作者 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委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