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

――----[美]托马斯.潘恩《常识》

公平正义含有公允、不偏不倚、正当的意思。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政治价值，是政治生活基本价值追求中的核心要素。[1]公平正义是统括而广涵的抽象原则，它同其它具体政治价值如自由、平等、权利、民主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它规定着个体和社会对待后者的态度和处置方式。从公平正义观念的发生上考察，它是人类在维护人的尊严、评价政治行为、反思政治活动得失、合理安排组织社会共同体并增益其福祉的过程中，长期积淀的产物。作为抽象价值原则的公平正义好比是一个瓶子，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会向其中注入不同的内容物。

义利之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 我们追求什么？反对什么？许可什么？在我们的先民那里，正义意味着只做有益于共同体安定、繁荣、发展的事。那时，对贪欲和懒惰可以直接而简便地经由道德、习俗、权威的责罚而得到纠正。公平正义的要求源于它同私有观念的抗争，虽然每一次它都败下阵来----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充斥着不公平和非正义，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私有制的每次制度创新都成功战胜了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并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客观上也改善了人类公平正义的整体状况。恩格斯在论及氏族组织的衰落时说，“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3]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历史宏观进程中，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交付到劳动对象上以后，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不顾个人价值追求的、不受个体控制的强大力量。这种强大力量就是对生命安全和物质匮乏的恐惧而激发出的“卑劣的贪欲”，暴力、战争、掠夺、抢劫成为满足这种贪欲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正是这种被道德所鄙夷的邪恶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这些卑下的情操，社会将因为缺乏剩余产品的积累而长期停滞不前----正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宿命那样。而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这样的民族应该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实现“优胜劣汰”！这就是进入文明时代两千多年来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水准！所幸，公平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一直在屡战屡败中延续至今未曾泯灭，反而砥砺出自己高贵的道德优越感，始终以批判的精神不断地把现实按照理想的模样加以改造，从而成为人类追求富足安定、公正和谐社会状态的坚定精神内核。这是因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

失范与求衡  失范与求衡既可以看作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某个节点，也可以看作是事物发展全程的自然趋势和不懈努力。即以制度变迁为例，“有衡”是政治制度文明的灵魂，“没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5]制度的均衡具有稳定性和流变性，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即开始在实际应用中酝酿流变的意见，并悄然在体制机制上进行着适应性调整。当旧制度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再许可自身量变的时候，新制度将以集中的面貌实现变迁，达到下一个均衡，如此循环往复而止于至善。社会变迁亦复如是。对安定富足、公正和谐社会状态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它超越了疆域、民族和阶级。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崩溃，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社会精神秩序陷于失去控制的混沌状态。这时，个体的诉求汇聚为“众意”的呼声，“众意”的呼声聚合为“公意”的评判标准和建构理想，它们为新道德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因此，公平正义是衡量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状态的一条道德准绳，它不仅评价政治行为，同时也评判社会组织及制度结构，并指出新社会的意义、方向和目标。公平正义观念作为政治生活基本价值的核心要素，通常以价值原则的身份出面协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永恒矛盾，这种协调一方面是捧出该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内核，为存在的秩序给予合法性论证，并为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理解、解释和评价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为一种获得普遍认可的社会理想勾画蓝图、指引方向，并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深层结构着手去改造社会组织及制度。

社会改造  全体社会成员围绕着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占有实现着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改造。人类的生存是第一需要，是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原始动力。由于自然条件和人口增长的刺激，剩余产品的积累成为必要，但也不过是对抗天灾人祸的储备手段罢了。当一种生产方式边际效益递减时，人的创造性就被解放出来，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确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如采集、渔猎、畜牧、定居农业等等。[6]剩余产品的积累是通过强制者压低被强制者的需求来实现的，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门槛时就是不平等和不正义的，国家就是保护这种不平等和不正义的暴力机关。对物质匮乏和生命安全的恐惧直接激发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创造与占有的冲动和竞争与合作的理性。人类首先必须合作，才可能以集体的力量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是人类第一个最大效率，它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不难想见，在原始社会某个静止的时空上，共同体成员的差异是如此普遍而显著地摆在我们面前：男女老幼壮，鳏寡孤独废疾……他们在合作中的贡献也是不可能等同的。竞争是被限定在效率最大化和危害最小化区间内的积极状态，一旦超出这个区间，竞争就会演变为冲突或战争，或者转化为停滞或倒退，并且强化了各种差异在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强弱对比。合作与竞争的存在领域有所侧重，但一致体现为对整个自然界的加速占有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罗素认为，最好的社会大多数是建筑在创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冲动比理性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7]“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我们应当思考的，也正是社会如何调节人类的冲动与理性、竞争与合作、创造与占有的关系，使之既符合公平正义的道德而不至于僵化停滞，又符合物质生产的绩效而不至于打破均衡，这也是显示高超政治智慧的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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