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城锻造资源型城市的持久竞争优势
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分配、占有、消费是人类社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要条件。全体社会成员围绕着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占有实现着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改造。对物质匮乏和生命安全的忧虑直接激发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创造与占有的冲动和竞争与合作的理性。竞争与合作的存在领域各有侧重,但一致体现为对整个自然界的加速占有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这一理论预设也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坚守均衡的底线。
在一定的资源禀赋或约束条件下,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是近乎常识的公理,似乎也是经济学的全部真谛。资源型城市的经营者,在追求“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必须避免生产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以政府干预来恢复经济理性的正确导向,从而在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时不去危害任何人。应城的发展体现出这种人文关怀,闪烁着和谐发展的理性之光。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学会了采取何种生产生活方式来协调人类生产生活需要同自然资源状况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敬天道,守人德”,珍惜资源、简约生活等以和谐共存为特征的民族生存智慧上。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决定了我们必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我们对待资源的态度大约有四个:一是以战略储备的眼光将其封存起来,“藏之名山,传于后世”,有的发达国家正在这样做。西方列强曾凭借坚船利炮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了无法计量的资源,为资本原始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今他们的出发点是千方百计利用别国资源,最后万不得已才使用自家资源。二是任其沉睡,由于缺乏相应的科技水平和市场眼光而造成资源闲置和白白浪费,也无法为更好的保护资源筹集必要的资金。这在资本流动性泛滥的时代也很少见了。三是竭泽而渔,资源透支、吃子孙饭。这种做法早已为人所诟病,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不相容,国内外老资源型城市的衰退与转型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四是资源与环境并重,合理开发利用。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学会了采取何种生产生活方式来协调人类生产生活需要同自然资源状况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敬天道,守人德”,珍惜资源、简约生活等以和谐共存为特征的民族生存智慧上。在向工业文明转型之前,中国人所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由农业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而以矿产品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则将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危及社会的“长生久视之道”。应城市的决策层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说:“宝贵的资源不能胡乱开采,如果有可能,我们宁愿把它封存起来。”从这个态度出发,对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才有了令公众信任的起点和保障。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产业发现,选择一个正确产业进入:筛选和甄别那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将优势资源的特质演绎到极致,使其在与同行业的竞争中显示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人们常用“巧妇难为无米之饮”来说明在缺乏资源的条件下追求增长的困境与无奈。然而,道不孤运,弘之由人。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一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并不与经济增长必然相关。有的区域缺乏资源却能顺利实现工业化;有的区域资源丰富却依然贫困。丰富的资源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思维往往激发出的是安于现状、坐吃山空的惰性。应城的决策者显然对此十分警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产业发现,选择一个正确产业进入:筛选和甄别那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的核心资源,将优势资源的特质演绎到极致,使其在与同行业的竞争中显示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产业发现和进入需要宽广的世界眼光和精准的市场判断。如果产业或市场已经成熟,即使穷尽创意也无法提出新的产品概念,那么这一成熟产业不可能具有吸引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应城选择了对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的温泉养生和休闲度假作为新产品的核心概念和独特卖点,这种在结构上具有吸引力的产业搅动了潜在市场购买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新的产品概念瞄准的是返朴归真、休闲健身的市场消费潮流,对应的产品则是集成业内成功经验,把沐浴、保健、旅游、餐饮、购物、娱乐融为一体的综合度假景区。清新自然的建筑设施、成熟的管理、细微的服务、贴合消费需求的各种功能,处处体现出与优势资源般配,将优势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设计。实际上,应城的这些优势资源是一直存在的:武汉卫星城的区位优势,温泉丰富的矿物质含量、72-79℃的水温和10400吨日出水量的资源特质,玉女泉的神话传说和李白诗歌的盛唐意境等等人文资源。拥有某些优势要素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优势,有效率地调动要素的能力才是构成竞争优势的关键。汤池温泉的成功开发是政府和企业之间惺惺相惜、相互选择的结果,也是应城市融入武汉城市圈递出的一张漂亮名片。当然,汤池温泉的成功开发也给当地旅游产业扩张升级提出了更多亟待完善的课题,如跟进和丰富生态旅游、膏盐矿山公园,加强市场监管,以品牌和乡土风情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有吸引力的资本收益。
发展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演进的过程,它是产业自组织和地方政府推动交互作用的结果。
最初,由于靠近原料和市场,企业开始扎堆、在空间上聚集,聚集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如知识技术的外溢、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的专业化、资源信息共享…… 这些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外部条件,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改善了学习和创新的条件,企业之间开始建立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企业按照产品的价值链联系组织,率先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专注于生产高附加值环节而把非核心环节生产外包给配套企业。结合应城的实际来看,其盐化化工、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正在由空间聚集向产业链延伸、企业间分工合作深化的演进阶段。以“一区三园”为载体,在融入武汉城市圈的总体目标下,以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对接、提供产业配套为主要形式,加速了武汉高新技术化工企业的产业转移步伐,如武汉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厂、武汉志诚化工公司、武汉三维等企业纷纷前来落户。工业园区共聚集各类企业48家,生产8 大系列、200多个品种的精细化工产品,广泛用于航天、航空、军工、电子、仪表等领域,年销售收入7亿元左右。其中,电解有机氟、硅烷偶联剂、电镀添加剂、病毒唑医药中间体4个产品销量位居全国第一。2004年,东城工业园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依据这一品牌效应,湖北长江赛孚化工科技工业园开始了精细化工产业扩张。
值得称道的是,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中,应城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从2003年开始,果断抛弃过去“村村冒烟”、“土作坊”式的生产企业,先后关闭了两家重度污染的化工企业,拒绝了高能耗重污染项目的进入,保证了环境保护和项目规划、建设、技术进步三同步,该化工园区的空气、土壤、水质等环境指标一直控制在国家标准之内。
产业集群化发展也加强了各企业之间的要素衔接、配置与循环,园区内化工行业、金属制造业、塑玻包装业、食品卫生业等企业内部的纵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形成。如应城市东诚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一次从湖北双环化工集团购买5万立方米氯气和2万立方米氢气,作为生产三氯氢硅产品原料。公司总经理杨成斌说:“我们购买双环‘废气’作原料,月均可生产400多吨三氯氢硅和200多吨四氯化硅,为双环增收70多万元。”又如,应城市葛洲坝水泥有限公司通过科技攻关,解决了煤渣制造高强度水泥技术,对双环集团30年来堆存的煤渣实现了跨行业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变废料为原料。据统计,工业园区内共有8家企业通过ISO14001;2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6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年可“吃掉”各类废物、边料近10万吨,增加产值近2亿元。
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是提升并持久保持竞争优势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应城的发展表现出在聚集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两方面已经具备了调动优势要素的能力。
在市场竞争中,也许获得竞争优势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如何持久保持竞争优势。通常为了理解在竞争优势中的持续作用,我们把要素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高级要素包括现代数字通信系统,高级管理和科技研发人才以及高精尖学科领域的高校科研机构。高级要素对保持持久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它甚至决定了竞争优势的介入深度、广度、潜力和升级速度。高级要素具有稀缺性,社会需求很大,开发这些要素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持续投资,而创造这些要素本身需要高级人才资源和技术。我们看到,在应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自身,都在积极地对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进行积聚、增值。应城以国家“火炬计划”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与湖北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进行战略合作,以设计院为依托,以精细化工基地为载体,建立了湖北化学工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应城分中心。又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肥料添加剂最大供应商,为保持创新能力,他们提出了创造“与国际同步的研发实力”的目标,确立了一套完善的自主研发体系,并完成了与武汉化工学院、湖北大学、西班牙花王公司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力求产品符合国家、国际认证标准的同时,以客户的需求为最终标准,适时推出新的花色品种、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他们制定了《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及实施意见》引进关键人才,从宝洁公司、富士康集团、台湾宏基等国内外著名企业引进顶尖级人才,公司的高层管理、新产品研发等重要岗位95%以上的都是引进的外来人员。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得益于富邦公司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积聚增值。
应城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在发展战略上没有过分依赖资源,也避免了产业结构单一的发展陷阱。旅游产业将以汤池温泉为龙头延伸并完善产业链,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战略合作为发展高新技术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原有产业提供了可能,创造条件承接武汉传统产业转移,加快化工产业集群化发展并与武汉城市圈内大项目大企业对接配套,这一切,已引发了应城的城市定位逐渐从资源、产业定位向功能、个性定位的嬗变,应城的农业资源、旅游资源、膏盐资源的诸多优势将在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上展现新的魅力,同时也为城市特殊功能的定位赋予新的内涵与企盼。
(黎继,法学博士,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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