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湖北省人大常委、武汉大学教授伍新木

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他先后走访了全国1000多个县市，十分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现象、新典型。他积极倡导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要体现创新理念，曾多次被邀请到县、市、区开展县域经济专题讲座。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积极倡导成立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会，出版了《县经济概论》，在中国教育界有着很高的评价。结合当前湖北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本刊记者与伍老师进行了一次有关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话。

■求解3≠12

记者：我们都知道，县域经济是全省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湖北省的科教力量在全国排列第三，而综合经济实力却在12位之间徘徊，湖北的科教优势为什么未能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3≠12的不等式有解吗？在这样的形势下，您认为湖北的出路何在？题解何在？

伍新木：科教优势未能快速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是湖北突出的问题。科教部门常抱怨地方企业缺乏吸纳转化的积极性和实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科教部门孵化出大产业期待很高。我认为问题是双方的。科教部门存在结构问题，重理轻工、重基础轻应用；这种结构必然带来体制、机制比较僵化，观念比较落后。中部地区的政府、企业的内陆意识重又是转化的障碍；经济实力较差是现实的困难。中国近30年的历史实践，检验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制度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源泉，制度创新是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华西村借上海知青创办乡镇企业，阜阳农村家庭承包制，顺德率先变卖公房创办小家电业，深圳办特区，诸城卖国企，浙江兴民营，电信、电力破垄断，……这一切证明了3≠12的解是观念的创新，这是前提；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关键；科技的创新，这是支撑。各级政府和科研、教育部门都需要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用创新来实现转化，用创新来实现崛起。

■区域发展动因的三个历史阶段

记者：湖北县域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比沿海地区获得发展先机的县市经济相比差距很大。您是怎样看待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就我省市区域发展状况来看，您觉得与外省市区域发展存在什么差异？

伍新木：从每年百强县市的统计看， 2005年湖北已无一家进入全国百强县市。湖北作为中部省份，其经济水平与浙江相比有较大的差距；湖北县域经济与广东顺德相比要滞后十多年。如果不奋起直追，这种差距还可能不断拉大。看待区域发展差异，我们应有大的空间跨度和历史跨度。人类历史几千年，影响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动因是自然气候条件和资源丰度；近一百五十年来，影响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第二阶段的主要动因是机器大工业和科技革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德、美、日、俄等九国的崛起；近三十年来，在高新技术革命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一个区域发展快慢，主要取决于这里的投资软硬环境好不好，特别是投资软环境，这是区域发展动因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投资软环境中最重要是市场秩序环境和政府的服务环境。

记者：请您解释“经济要素的流动性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什么关系”，现阶段，我省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何在？

伍新木：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要素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具有高度的逐利冲动，它总是流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经济发展要素就像候鸟，哪里气候好，环境好，好觅食，好繁衍，它就在哪里栖息。实践证明，哪里区域创新成功，经济发展要素就向哪里流动。十几年前我曾撰文提出，农村是弱势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三农的根本出路不能只靠农村农业农民自身，应该通过制度创新，让社会上的先进的生产要素去和农村农业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重组，三农才有真正的出路。一个落后县发展的道理也一样，也是应该通过创新，让社会上先进的生产要素在这个县实现重组。

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竞相改革，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选择了对外开放，选择了改革体制、机制，选择了在保证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前提下，竞相出台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在现阶段，制度创新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制度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内涵不同，在不同国家内涵也不相同。制度创新是一组制度体系安排，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前三十年，家庭承包、特区、国企改革、发展民营、批租土地、改革户籍是制度创新。现阶段，完善市场体系、创服务型政府、改善党的领导是制度创新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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