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门，个体私营经济走过了29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这29年是中国近300年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湖北变化最大的阶段。在这一历史巨变的进程中，蕴涵着湖北个体私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展示着湖北个体私营经济的美好未来。

    一、历史贡献

    在介绍个体私营经济之前，先想界定一下这一概念的范围。这里说的个体私营经济，是依据工商部门的统计口径，其基本形式是个体户、个体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高级形式是股份制企业。就其本质而言，个体私营经济是“民营经济”，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经过自主创业而从事的经济，它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充分说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车之两轮，一鸟之双翼，共同推进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湖北的实践证明，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对湖北的发展和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发展速度迅速，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年均增长9.96%，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2006年，全省实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共121.34万户，注册资金2611.56亿元，与“十五”初的2001年比增长了14%和248.9%，其中私营企业户数和注册资本是2001年的2.57倍和4倍多。2006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生产总值已占全省GDP的47%，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到5个百分点。

    第二，“吸纳”能力增强，对社会就业贡献大。社会就业历来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今后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个体私营经济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很大，已成为我省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对缓解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度，全省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373.86万人，比上年增长6.38%，约占全省城镇就业人员的28.83%，其中私营企业雇工人数104.44万，比上年增长18.09%。2006年个体私营经济净增22.42万个工作岗位，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社会新增就业岗位的90.4%。黄石市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中70%是国企下岗和富余人员，新增就业人口的60%被个私企业安排就业。

    第三，产业结构较优，对产业升级贡献大。长期以来，湖北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集中表现为“重重、轻轻、农薄”，特别是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滞后。而个体私营经济很多都是第三以及新兴产业。2006年，第三产业中的私营企业有10.1万家，同比增长15.52%，占私营企业总户数的71.81%。第一产业中的私营企业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增长很快，增幅达到50.6%。这就大大促进了我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第一产业的薄弱环节。私营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一批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四，组织形式合理，对优化所有制结构贡献大。湖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所有制结构上的重要特点是公有制偏大。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变这一现状。我省私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公司制，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2.93万户，占私企总户数的86%，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分别只占9.1%和2.75%。公司制私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为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和其他公有制企业的联合、兼并、嫁接、租赁和拍卖等提供了现成的对象和有效的途径，促进了中小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互参股或控股，既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又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到2004年，非公有投资跃升为我省投资的主要力量，有60%的投资来源与私营及外商等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第五，体制机制灵活，对促进市场竞争贡献大。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通过相互竞争、合作，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个体私营经济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具有天然的市场经济特征，按照市场方式参与经济活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激活了市场的竞争机制，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竞争对手，促使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加快改革步伐。因而个体私营经济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总之，个体私营经济是百姓经济，在推动全民创业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活力经济，在增强区域经济跨越发展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富民经济，在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强县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句话，个体私营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小康社会及现代化建设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实挑战

    客观地说，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党的政策，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缺经济提供的巨大商机，当然也得益于人民群众及各类人才的创造性劳动。但我们又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设日益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个体私营经济还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从“内因”上看，我省个体私营经济本身发展规模较小，素质不高，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挑战。

    2006年统计数据表明，我省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规模在中部尚处领先水平，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在中部地区，我省个体、私营和外资虽在总户数上不领先，但在注册资本及外商投资额上都处在第一位。这说明在中部地区我省具有相对优势。与全国平均水平比，我省只在个体经济的户数和资金数额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尤其是外资经济的发展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的户数和注册资本分别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93.5%和96.3%，外资企业的户数，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分别为47.7%、50.8%和51.8%。与发达地区比差距则更大。个体、私营、外资企业户数分别只有广东的43.2%、27.3%和6.8%，注册资本则只有广东的45.1%、28%和8.8%，外资投资总额广东为3143.4亿美元，我省只有279.6美元，仅及广东的8.9%。至于企业规模、产品档次、品牌效应、管理水平、经济效益等比沿海地区差得更远。主要表现为，小型企业多，上规模的企业少，从事传统商业型企业多，开发新产品生产型企业少等“三多三少”现象，粗放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少。一大批个体私营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内在素质全面提升的艰巨任务。

    从“外因”上看，已经出现和正在加速巨变的发展新环境，正在对我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形成一种“适者生存”的“倒逼”机制，个体私营经济除“以变应变”外，别无选择。

    首先是资源与环境双重制约。湖北是一个“缺煤、少油、乏气”的资源小省，又是一个重化工结构突出的耗能大省，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而多年来由于湖北偏重型产业结构及粗放型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这又给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资源和环境已成为湖北个体私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将“节能减排”作为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采取了许多过硬措施。今年六七月份，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文件，对出口退税及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分别对5000多种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实行停止退税，减税和“保证金台帐实转”等政策措施，进一步凸显了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压缩了“两高一资”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空间。许多个体私营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选择。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与资源成本上升的双重冲击。20多年来，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一种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低成本”战略，特别是依靠一代人的“人口红利”形成的低成本优势。这“低成本”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初期阶段及占领短缺经济形成的市场空间上固然无可厚非，也是挤占国内市场的有效手段。但现在支撑“低成本”战略的基本条件正在开始消失。具体说，就是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价格在不断上升。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表明，劳动等要素价格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靠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取得竞争优势必将遭遇困境。社科院蔡昉教授曾提出“刘易斯拐点”已在我国出现的观点。刘易斯拐点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工业化进程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转移的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当然我们也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幅减少的现象产生，有许多原因待分析，诸如城乡二元体制，劳动力自身适应性等都会影响这种转移。但可以肯定，过于低廉的劳动价格也是影响转移的重要因素，低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改变。近两年，不仅东部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我省许多城市也出现了“招工难”，这就是明证。第三是国内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现在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已满，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连成一片，企业的竞争环境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从国内市场看，竞争更加激烈。“入世”的6年，使得国内经营从有限开放转向全面开放，竞争规则从强调中国特色走向与国际全面接轨。我们的个体私营企业不仅要与国内企业竞争，还要与国外企业竞争，不仅要与民营企业竞争，还要与已经改革改制的国有企业竞争。这样的国内市场竞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加强了。从国际市场看，竞争更加残酷。国内竞争尽管比较激烈，多多少少还充满着妥协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多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都是把民族利益放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同时这种自己与自己的竞争，其策略和技巧也不能适应国际市场。而国际竞争的特点，是把民族利益放在不同民族之间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强大的民族会获得市场的超额利益，而弱小的民族会丧失既得利益，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端状态，形成永久性的“产业依附”。这种竞争会淋漓尽致地体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不再具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近些年来，中国靠低成本产品出口利润越来越低，浙江出口的印花布每米价格不到1美元，袜子每双只有0.2美元，领带每条只有1.6美元，几乎接近成本价。以贴牌（OEM）方式生产的出口利润更加微薄，出口一件服装所获加工费只有一个多美元，其中还包括多种运营费用。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啃老本”式的出口，换来的居然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审查，及各式各样的“绿色”和技术壁垒的阻挡。这样下去既损害了我们的企业利益和民族利益，也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形象。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三、发展空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隆商学院前院长莱斯特·瑟罗说，在一个发展不均衡的社会中，风险虽然不小，但是机遇也许更大。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非均衡发展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并存的时期。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今后的经济发展目标时只用了一个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比经济总量增长更加宏伟的目标。因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增长水平的提高难度更大，总量更大，实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要求也更高。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9%，今后仍将保持接近10%的增速，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发展中国家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目前，中国每天能创造出250亿元的财富，只用两天多点时间就能创造出1952年全年创造的财富。中国已经创造并还将创造全球经济神话。这对个体私营经济来说，发展空间说有多大就有多大。

    湖北的发展形势怎样？空间多大？这也事关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前景。

    湖北是一个经济大省，2006年生产总值7500亿，占中部地区的17.5%；湖北是工业大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300亿，钢材、汽车、发电、水泥、卷烟等产品产量居全国前10位；湖北是农业大省，粮棉油鱼（淡水）分别居全国第10、5、3、1位；湖北是需求大省，投资、消费、出口规模分别为3200亿元、3400亿元和62亿美元，三大需求增长均较大幅超过全国水平；湖北又是科教大省，拥有高校（85所）和学生（109万）据全国第3位，取得重大科技成果（7778项）和申请专利（14576项）居全国第8位。

    湖北在“十一五”期间将按照中央建设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要求，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转变，及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的前列。在工业方面，将形成汽车、钢铁、石化、纺织、食品和电子信息等6个过千亿元的产业、10个过百亿元的企业、5个过500亿元的产业集群、100个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3位的产品。其中汽车达到130万辆，钢材达到2500万吨，水泥产量6500万吨，建设80万吨乙烯生产基地，建成千万台家电生产基地，建设新型能源基地，等等。在服务业方面，将重点建设武汉物流圈，形成覆盖全省，辐射华中的现代物流中心，建设宜荆荆物流圈，形成辐射鄂西，连接渝东和湘西的区域物流中心，建设襄十随物流圈，形成辐射周边地区，连接豫陕渝的区域物流中心。发展以“一江两山”为重点的旅游业，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建设武汉区域性金融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着力建设电力、铁路、公路及航运三个投资过千亿元的工程。5年投产水火电装机242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5180万千瓦；铁路建成合武、汉宜客运专线及亚洲最大编组站，铁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400公里，建成全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高速公路建成沪蓉、杭瑞湖北段等，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3500公里，实现湖北与周边6省市高速互通，市外全部高速通达；航空以建设武汉航运中心为重点，港口吞吐能力达到每年2亿吨，集装箱吞吐170万标箱，航道总里数达到8555公里；航运上完成天河机场扩建工程，争取获得第五航权，建成全国重要航空口岸。

    我们也许会问，这些宏伟目标能实现吗？或者说支撑中国经济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依据在哪里？我们稍加分析，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第一，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马德里克所说，从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结果来看，市场机制能否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繁荣的程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市场机制更加完善，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更具效率，更有活力。第二，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外需市场的扩张，从而使中国经济更具竞争力，成长空间更大。第三，中国将全面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的直接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并将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这将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第四，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斯蒂克利茨曾将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称为21世纪人类的两件大事之一。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推进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亿万农民转移进城。

    四、突破障碍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假定投资量相同，新创企业对本地经济所作的贡献率要大于引进企业所作的贡献。因此政府要特别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把着力点放在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创造良好竞争环境上。

    创造良好竞争环境又要把重点放在突破体制障碍上。当前个体私营与非公有制的发展仍然存有不少体制障碍。

    在产权领域，非公经济产权的实现不够完整。宪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要保护公有及私有财产权。但产权是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统一，只有这“四权”都得到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实现。然而在现实中，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得到了有效落实，而处置权和收益权往往落实不够好。比如，你可以拿货币财产去购买产权，包括去购买债权产品。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或向社会借贷就有障碍，即财产处置权或收益权受到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能相互借款；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向职工、社会集资或发放贷款的行为无效。

    在投资领域，不少领域仍未向非公经济开放或开放不充分。主要在三个领域的进入上有障碍：首先是电力、铁路、民航、水利、通信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很难进入，因此这是民营投资最为不足的领域；其次是公交、环保、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领域仍然没有实现政企分开，长期被当作公共服务业由政府直接经营，民资无法进入；再次是金融、保险、旅游、通讯、教育、体育、医疗等新型服务领域，由于投资开放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制造业，民资也未真正展开投资创业。据有关方面统计，非公有制经济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准入”障碍。

    在金融领域，融资渠道限制较多。由于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对非公经济开放有限，民营企业一般采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但这往往受到所有制及规模的歧视。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改贴息贷款、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与绝大多数非公企业无缘。就是正常的贷款，银行也采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客户”的方式，来规避风险，追求利润，因而都愿意向有政策保护、商誉好的国有企业发放，对民企大多采取抵押贷款方式。而很多的民企因没有太多积累，固定资产极为有限，而很难实现抵押贷款。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非公经济的贷款满足率只有60%左右，比国有企业低10%左右。武汉地区的9.3万户各类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仅为2万多户。

    在经营领域，非公经济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地位不够平等。在市场经营竞争中，非公经济与国有企业相比，自身缺乏高起点的优势条件，且没有许多优惠政策的庇护，发展的起跑线差距明显。同时经营税率较高，税负过重，有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被划入小规模纳税人，实际税负高于一般纳税人，还有双重纳税问题，即交了企业所得税后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对个体工商户收取管理费的做法也不尽合理。这些既影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平等竞争，也严重挫伤了个体私营业主的经营积极性。据武汉有关部门问卷调查，有44%的经营者对投资环境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他们认为影响武汉投资环境的最大症结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其次是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等。在行政执法领域，“乱作为”和“不作为”同时存在，而以“乱作为”为害最重。据黄石市反映，乱作为主要表现在行政执法乱，一些职能部门凭借各种权力以收代管，以罚代法；中介服务乱，一些部门利用工作职能，借中介服务名义强行收费，增加企业负担；收费项目乱，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到个体私营企业收费的部门多达30多个，收费项目涉及50余种。加上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某些人滥用手中职权，或者实行歧视待遇，或者对合理经营横加干涉，甚至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不作为”也是阻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缺少以个体私营经济投资发展的总体规划，引导投资的“导向作用”不明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毫不动摇地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要突破制约发展的体制障碍，创造非公经济健康快速的宽松环境。

    第一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十七大报告“四大主题”之一。在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当前的重点是要牢固树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观念。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家庭财产平均每户在25万左右，在这些私有财产中，既有收入，房屋等生活资料，也有厂房、机器等生产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个体私营业主的合法财产。但至今尚有一些投资者担心财产缺乏安全保障，不敢扩大经营，有的甚至“见好就收”，甚至向国外转移财产。“无恒产则无恒心”，我们要把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坚决落实《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社会理性看待和保护财富，使个体私营业主放心大胆地搞经营、谋发展，解除后顾之忧。

    第二，要创造条件切实解决好融资问题。个体私营经济融资难是一个现实难题，主要体现在银行融资难，上市难，投资机构少。个体私营经济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与它从金融体系中所获的支持明显不成正比。解决这一难题，现实选择有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创造金融机构融资的条件，包括支持民间资本建立商业性和互助性信用担保机构。建立以政府财政支持、按市场规则运作的担保机构，建立个体私营企业信用评估机制等。二是建立专门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比如引导“地下钱庄”公开化。改限制发展为引导发展，使地下钱庄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既可为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又可通过有效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三是建立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门基金。在银行融资需要抵押、上市融资门槛较高，上柜交易暂不可行的情况下，建立股权融资基金和机构很有必要。天津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正进行有益探索。从我省情况看，建立发展基金可以民营企业发展的互助金、信用担保金、财政资金为主要来源，对企业进行融资和投资。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行政规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要紧紧抓住“越位、缺位”的根本问题来进行。当务之急是要降低规制，减少审批，从而限制政府配置资源和微观干预的权力，这也是当今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进行政府改革的主要措施。在审批项目上要进一步精简，依法明确界定行政审批权设立的范围，权限和程序。在审批方式上要进一步创新，实行关联审批制度，主办负责，抄告相关，同步审批，限时反馈，一次办结，以最少的程序、最少的图章、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让投资者尽快投资，让项目建设尽快完成。

    第四，构建人才培养服务体系，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据武汉市有关方面抽样调查，有43%的业主认为武汉缺人才吸引能力，42%的业主反映武汉招收普通技工有难度。高素质人才和熟练工人缺乏，正成为制约湖北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在待遇、户口、住房、子女就学方面要有更优惠的支持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人才，要建立健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体系，以解除各类人才的后顾之忧。还要组织包括出国考察、职业培训、技能培训等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民营经济需要的各类人才。

    五、把握未来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关口，突破这个关口的唯一选择就是产业升级，向高端发展。这对我省的个体私营企业来说，既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只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才有我们个体私营经济的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发展呈现着以下主要特点：各国政府都在减少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约束，经济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由少数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整合的跨国生产活动，使每个经济体都难以避开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技术加速变革的结果，使企业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全球激烈竞争之中。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的企业主要有两种方法来应对挑战：一是通过削减工资和漠视环保等手段来强化成本优势，这叫“低端道路”。现在主要民营出口企业，正在一场“直奔底线”的价格竞赛中苦苦挣扎，长此下去，我们的许多企业可能恶化为“贫困化增长”。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二是提高其所承担价值活动的技术含量，或进入能隔离竞争压力的利基市场，这是产业发展的“高端道路”，也就是产业不断升级之路。我们的个体私营企业在近期内完全放弃成本优势不现实，然而要确保长远利益，实现永续发展，必须走产业升级的高端道路。

    什么是产业升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从依靠资本积累和资源投入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约增长方式。说白了，产业升级就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更有效率的生产。

    我省个体私营经济大体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的状况。当时他们也面临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并且已基本实现了产业升级。其产业升级之路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韩国的政府主导式，一种是台湾地区的市场引导式。我们应该运用这两种模式的优点，采取市场引导为主，政府支持为辅的方式。这要求企业和政府在发展方式上进行一系列的转变。

    从企业来讲，主要应逐步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企业产销尤其是出口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国际非关税壁垒的提高，已将原先由社会承担的成本逐渐内部化于出口企业，这种成本内部化要求企业产销和出口必须由规模导向向效益导向转变。第二，企业的产业升级模式由工艺升级主导向产品升级主导转变。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调研得出结论：我国民营大企业“大而不强”，其研发投入不到其销售收入的1%，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10%。重要原因是有限的技改投入只注意引进设备，不注重产品和功能的研发，产品结构和功能并未伴随工艺设备的改善而自然提高，所以许多民企是拥有世界一流设备，但只生产二流产品，卖出三流价格。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是，在引进设备的同时加大对产品开发和设计的投资，通过消化吸收实现产品设计功能升级。第三，企业竞争力源泉由比较优势逐步向竞争优势转变。我们长期把基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作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唯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构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牢固基础，基于知识和能力的竞争优势才是企业占有和保护比较优势收益的屏障。

   从政府看，也要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变由支持单个企业发展为支持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群是企业和区域实现竞争力的最好形式。我省产业集群虽有一定发展，总体属于初始阶段，企业间的分工体系不完善。集群企业所依托的主要是产业集聚形成的被动集体效率。因此，要采取措施提升本地企业间的集体学习水平，促进本地企业的相互信任，促进本地企业的水平和垂直合作，加强企业、院所、传媒之间的联系，以深度挖掘集群优势。二是变支持单个技术项目为支持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在集群企业间信任程度较低、合作研发难以有效开展的情况下，政府相关部门要牵头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比如建立创新投入基金，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依托大企业和院所建立一批公共技术平台。同时引导民企与院校合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三是变支持单个品牌为重点打造区域品牌。区域品牌效应是一种重要的集群外部经济性。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加大对本地企业品牌的保护和支持，更要通过举办产业发展论坛、高级研讨会、产品博览，甚至文艺体育节会等，整合营销手段，树立和推广区域品牌形象。同时要降低商务成本，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机制，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形成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