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增长很快，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力量。不过，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今后需要认真对待并妥善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下述六个方面：
一、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以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为主，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不过，由于我国企业自身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市场广阔和要素成本较低，而且这种低成本、低价格优势主要存在于中、低技术水平的产业、产品和加工组装环节中。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我国承接的制造业绝大部分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层次不高，导致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两头弱，中间强”的特征：在中间的生产环节，制成品生产和组装是我国的优势环节；而在两端的研发、工艺和销售领域，我国企业的实力较弱，不仅研发设计和工艺技术主要来自国外，而且主要行业的关键设备也大多依赖于进口。我国７０％的数控机床、８０％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依赖于进口；占固定资产投资４０％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六成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在这种垂直分工的格局下，发达国家外移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环节为主，发达国家企业在产业外移后侧重于做“品牌”，把资源更多地配置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与品牌塑造上。
随着我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升和进一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逐渐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环节为主，向“中间价值型”、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和产业环节的方向转变。从长远来看，目前我国加入国际产业分工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关键是应该在全球经济合作中，尽可能缩短这一发展过程，尽快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
二、各省市、各地方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拼优惠政策，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内耗
我国各省市、各地方在引进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区。有些地方的领导，急于出政绩，盲目下达不切实际的招商引资“硬指标”，并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作为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在这种政绩观的引导下，个别地方的招商引资出现了“全民运动”，市里搞招商引资，区里搞招商引资，甚至乡镇、村也搞招商引资。一些部门和个人为了完成招商引资“硬指标”，不管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也不管投资项目是不是符合环保标准，全部积极引进，这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达到扩大开放、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方政府按照国家政策规定降低门槛、放宽条件，努力优化投资环境，是合理的。但有些地方为了争引外资项目，相互拼优惠政策，土地“零地价”甚至是“负地价”转让，对税收进行减免甚至全额返还，突破了国家税收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底线，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内耗。有的地方政府明确表示，不但地方税费不收，连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地方分成部分也可返还给投资者；个别地方甚至直接提出零税费的承诺；同一地方的开发园区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个别地方在“高成本”招商的同时还打配套政策价格战，对跨国公司实施超国民待遇。一些外资企业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招商的心理，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各种配套政策和具体的补贴，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以撤资作为威胁。各省市、各地方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拼优惠政策，不仅给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造成了损失，也事实上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竞争的不平等。
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不同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并未真正转移到我国
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国通过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技术的外溢、技术人员的流动等多种方式，提升了我国产业技术水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也成为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社科院财贸所通过调研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使用跨国公司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占调查企业的４５％；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占４２％；使用一般技术的最少，占１３％，这表明大多数跨国公司向在我国的投资企业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同时，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我国国内空白的技术。可以说，跨国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对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产业转移并不意味着技术同步实现转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不同步。在实际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移出的产业并不是国内最先进技术的产业，而是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技术进入标准化阶段的产业。我国引进技术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引进成套进口设备多，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少；引进硬件多，软件少；引进多，消化、吸收、创新少；引进一般技术设备多，高新技术设备少），经济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仍高达５０％，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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