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的战略路径
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05年4月
中部地区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今天，“促进中部崛起”已成为国家战略，如何从自身的省情和比较优势出发，确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路径，就成为中部六省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一、中部崛起的突出制约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山西等中部六省，国土面积8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2002年六省人口3.6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8％， GDP23501亿，占全国的20％，是我国人口、资源、经济较为密集的区域。
中部六省具有典型的“三老、三突出”特征。“三老”，即中部六省是我国的老革命根据地、老农业基地、老工业基地；“三突出”，即资源突出、贡献突出、困难突出。尤其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中部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着突出的制约因素。
1、“二元结构”突出，“三农”问题压力巨大
2001年，中部六省有农村人口2.78亿（指户口在乡村的常住人口），比整个西部的农村人口仅少676万，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9.83。中部六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7.57％，分别高出全国、东部、西部和东三省4.4、6.3、0.49、24.95个百分点，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
中部六省也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地区。六省农业耕地面积为30566.6千公顷，仅占全国的23.5％,而农业劳动力则为10286万人，占全国比重高达29.67%（25.7％）；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仅为4.46亩，明显低于东部、西部、东三省和全国的4.96亩、6.16亩、17亩、6亩。由于农业人均耕地最少，中部六省同时也是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的地区。农业劳均耕地要达到起码的经济规模劳均8亩，则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4756（4555）万，占六省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占全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58.9%（56.5％）。
“三农”问题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最突出的难点；而中部六省的“三农”问题又是全国最突出的难点。中部发展相对滞后，从根本上讲，就在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较快缓解和克服，相反却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不断尖锐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带动农村工业化，县域经济的普遍薄弱又使得本地消化剩余劳动力、带动群众致富的能力十分低下。显然，中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三农”问题，是如何最大力度地克服二元结构的问题。
2、传统产业密集，振兴老工业基地任务艰巨
1980年，中部六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份额就已达到16.3%（19.57）,工业固定资产（原价）占全国的比重高达17.92%（20.55%）。特别是湖北，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 1980年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价）已占全国的5.36%。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部六省工业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加强。2002年，六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7%(19%)，比西部12省市高出3.3(5.3)个百分点，比东三省高出6.2(8.2)个百分点。完全可以说，中部六省是除东部地区外我国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主要集聚区。
老工业基地在新形势下的矛盾和困难在中部地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国有经济改革和调整任务艰巨。2001年，六省国有及控股企业总资产占全国的18.5%,在六省全部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比重高达79.3%，比全国的这一比 比重高14.4个百分点。二是产业改造升级压力巨大。老工业基地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改造乏力。2001年，中部六省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新度仅为64.3%，比西部还低1.6个百分点。由于企业和财政普遍困难，工业投资进展缓慢。2001年六省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仅为8.7%，而西部、东部、东三省分别为8.8%、10.25%、12%。三是就业再就业压力大。中部六省是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下岗问题“双高峰”地区，这使就业问题的难度大大高于西部和东三省。2001年，中部六省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1996年减少67.1万，而西部地区则增长了949万，增幅为8.7%。东三省虽然国有下岗职工较多，但由于城市化水平高，发展空间较大，就业再就业从总体上讲比中部六省路子要宽，压力要小。2001年东三省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和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55.2%、23.3%，比中部六省分别高出13.4（12.5）和两个百分点（不变）。四是中部六省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东北，利用外资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空间比东北小得多。辽宁外商和港澳台资本创造的工业增加值比湖北要高出一倍多，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已成为辽宁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条主要途径。五是六省都是财政穷省，依靠本省的财力支撑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十分困难。中部六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322元，还不及东三省的一半。中部六省在振兴老工业基地上所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东北。
在近年来全国新的增长周期中，中部六省的工业投资产出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可喜的势头。但这仅仅是开始，特别是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然在拉大。特别是在产业升级上，与东部地区明显拉开了档次。这使中部六省工业发展面临着艰巨任务：中部工业发展既要尽快推进产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又要更大程度地满足本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大力发展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产业，进一步加强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的能力。这使得中部六省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更加突出。
3、城市化率偏低，区域经济缺乏强劲增长极
尖锐的二元矛盾，导致中部城市化进程更加落后。除个省份外，绝大多数地区城市化率低于全国水平。这既是本区域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结果，也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它不仅直接影响了区域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使二元结构日益尖锐，更由于城市功能的不完善，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难以很好地发育形成。
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从非均衡走向相对均衡，即让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周边，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应当成为区域经济强劲增长极。
增长极的基本功能至少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升级的龙头。如东亚地区以日本为先导、向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形成整个区域产业连锁升级的“雁行模式”，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也都大致形成了香港向珠三角、上海向长三角辐射转移，成为产业升级别龙头的格局。二是资源配置的中心。工业化越发展，越需要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及相关服务业，形成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市场中心（如金融中心、科技中心、物流中心、人才中心、信息中心等）。三是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节点和平台。这三个基本功能主要是在区域中心大城市实现的。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中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行政区块的分割造成了区域经济的割据，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受到极大制约，中心城市的功能难以形成，中部地区至今未形成具有强劲带动作用的增长极。目前中部各省纷纷与沿海省市接轨。从招商引资，接受产业转移的角度看，这是合理的、必然的；但中部广阔的中部地区没有一个自已的资源配置中心和对外开放节点，则是很不经济的。即使是直接与沿海省份接壤的江西、湖南、安徽等省，从省会到上海、香港、广州等特大中心城市均有500—600公里的距离，而到中部特大中城市武汉则仅有300—400多公里。显然，尽快打造中部区域发展的中心增长极，是实现中部区域整体崛起的迫切需要。
4、内陆特征突出，外向型经济落后
中部地区为典型的内陆区域，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也落后于全国水平。2004年，中部六省外贸依存度普遍在10%以内，而全国已达60%以上。中部六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仅为全国的 %。
开放的滞后直接造成市场化进程缓慢，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偏低。这从更深的层面上制约了中部的工业化进程。
5、旧体制惯性仍在，国家政策倾斜的盲点
作为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也是旧体制影响最为顽固的区域。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至今旧体制的惯性依然在顽强地起作用，“制度锁定”、“路径依赖”现象十分突出，与率先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形成的越来越鲜明的反差。这是造成中部地区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根本的制度因素。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倾向也对中部地区形成了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九十年代末，国家又对西部地区采取了重点倾斜政策，使西部发展环境大为改善。这样，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中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国家政策的“低谷”。内陆地区特征、旧体制的影响，再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不利影响，中部地区的发展犹如“老牛破车”，不仅包袱沉重，而且动力不足。
二、中部崛起的比较优势
中部地区一方面困难突出，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有着突出的资源禀赋，从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域。从经济总量看，中部六省的GDP、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要指标占全国的比重仅次于我国的第一方阵东部地区，大大高于西部和东三省。更重要的是，独特的资源禀赋造就了独特的比较优势。
（一）产业体系完备，基础设施良好
因资料限制，难以对中部六省的整个情况作出细致的分析。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可资借鉴。国发中心专家李善同等将全国经济区块划分为八大区域：东北（东三省）、北部沿海（京、津、冀、鲁）、东部沿海（沪、苏、浙、）、南部沿海（粤、闽、琼）、黄河中游（陕、晋、豫、蒙）、长江中游（鄂、湘、赣、徽）、西南（云、贵、川、渝、桂）、大西北（甘、青、宁、藏、疆），并对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其中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部六省特点。
1、长江中游是我国交通设施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2001年这一地区每千平方公里拥有铁路14公里、公路410公里、内河航运42公里，是内陆地区交通里程最密集的区域。与东北相比，除铁路里程仅低2公里外，公路和河运比东北地区分别多出221公里和32公里；与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相比，铁路、公路、河运里程均大大超出。
2、长江中游是我国产业能力最为完备的地区之一。2001年这一地区的采掘业、中间投入品制造业、消费品制造业、资本品制造业等四大类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3%、15%、13.5%、11.4%。其中，采掘业比重高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中间投入品制造业高于东北、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消费品制造业高于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资本品制造业高于东北、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除北部沿海外，长江中游的产业能力最为完备和均衡，产业之间的配套能力最强。而其它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些方面偏轻偏重。
3、长江中游是我国内陆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2001年这一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392亿元，仅次于三个沿海地区，比东北、西南、大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分别高出1250亿、1043亿、4352亿、1530亿。武汉的市场优势更为突出。自古就有“货到汉口活”的美誉，今天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始终名列前五位，市场辐射力十分突出。
4、长江中游是我国商业联系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和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18.4%和9.16%，前者为全国最高，后者仅次于三个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
显然，长江中游是我国资源禀赋最为全面、充分、均衡的地区之一，具有进一步开放开发，形成我国新的增长极的充分条件。加上位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河南两省能源基础产业优势突出，更强化了中部地区的产业互补性和完整性。
（二）资源能源富集，成本优势显著
中部地区发展落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形成了土地、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且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特别在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已“占尽农田”，大量依赖外来劳动力，相关成本随要素稀缺而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部地区既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又拥有丰富土地、劳动力和大量工业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凸现，成为一片潜力巨大的热土。
不仅如此，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还是我国水资源和能源最为富集，开发条件最好的地区。这里江河纵横、湖群密布，在水源、航运、水电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三峡等工程完工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武汉市人均淡水资源量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河南、山西又是我国著名的产煤大省，发展能源工业的条件十分优越。这些，都为中部的快速而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资源基础。
（三）科教资源突出，产业化潜力巨大
2001年六省共有高等院校270（303）所，在校学生数160（170.7）万人，占全国的22.3%(24.58%)，在校学生数比西部和东三省分别多6.5(23)万和74(90.58)万。中部六省又是我国科技资源的主要集聚区之一。六省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占全国总数的22%，比东三省多22万人（五省为217.38万，六省为276.43万），与整个西部地区拥有的人数大体相当。特别是武汉东湖，是全国仅次于中关村的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同时，中部六省还是我国信息通信网络最重要的基地和枢纽之一，信息制造业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密集的科教资源已使六省成为我国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和信息化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中部六省已经形成了以光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代表的有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群。湖北沿江产业带、湖南潇湘产业带、中原产业带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科技产业规模，也是我国“十五”规划中确定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仅武汉地区就有我国著名的光谷和生物医药谷。如何充分发挥中部六省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尽快形成高科技和信息化的产业优势，并使之与老工业基地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振兴紧密结合，不仅是中部六省的重要任务，对全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都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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