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路径

    在我国经济全面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中部六省必须切实从自身的主要矛盾和比较优势出发，大力推进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更快更好的发展路子。毫无疑问，这首先需要六省人民更加坚韧的艰苦奋斗，同时，也需要国家在宏观经济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上予以更多的支持。中央关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重要精神和政策，也应当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基本指针和政策。

     1、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这个根本任务

   “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产业升级压力巨大的现实，意味着中部六省存在着城乡和工农之间、传统产业与高科技新兴产业之间存在着突出的发展断层。这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结果，是一切矛盾和困难的根源，也是中部六省加快发展的根本制约。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切实弥补这两大断层，将是振兴中部六省的根本任务。

    为此，首先必须全面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效率。要克服长期以来单纯强调产业规模扩张的传统，切实从工业化的要求特别是提升非农产业和劳动力比重、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要求出发，以提高资本利用、积累效率和吸纳劳动力效率为重点，认真研究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制定发展规划。为此，要着力实现三大基本任务：一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加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非农化的过程中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这是中部六省最突出的矛盾，也是加快发展首要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只有在农村工业化顺利推进的基础上，才能使整个经济步入良性循环。要把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最基本的着力点。在这一方面，特别要借鉴浙江自下而上、“小集轻”的发展路径。

     二是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并使之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结合，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重铸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企业竞争力。传统产业不仅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而且也日益表现为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所在。特别是同发展县域经济和解决二元矛盾的根本任务相适应，传统产业在相当一段时期将是中部地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和支撑。关键是要适应市场需求，下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产品创新，并使之与中部低成本优势和面向国内市场的辐射力相结合，迅速提升产业竞争力。

     三是大力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新兴产业的扩张升级，形成工业化的强劲火车头。中部虽然已在总体上落后于沿海地区的发展步伐，但并没有丧失追赶的机遇。国际国内后起国家和地区大步赶超先发国家和地区的范例层出不穷。据专家研究，实现追赶的真正秘诀，在于实现了比先进国家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它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变迁、资源重新配置等因素。显然，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后起地区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中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创造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既是加快自身新型工业化的需要，也是奋力追赶先进地区，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获得更高竞争力的需要。还要看到，中部资本紧缺、技术薄弱，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是最大的制约；而人力资源充分特别是科技力量雄厚、低成本劳动力丰富又是明显优势。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弱点，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上狠下功夫。特别要在大力提高生产要素积累效率（包括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上狠下功夫，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狠下功夫，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从这一要求出发，一是必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对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的强劲火车头，并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形成快速高效推进工业化的产业动力。二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外延扩张和资源消耗转向更加注重内涵、更加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

    在中部六省艰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应给予更多地支持。对国企破产、核呆、重组，对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对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尽可能地按照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有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在中部六省选择适当的区域启动增值税改革试点。对一些中部六省有优势和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应在国家产业布局中予以倾斜；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进一步予以支持。同时，要加大对中部六省农村改革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在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继续加强对粮食基地扶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采取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自主创业的政策，如支持地方进行农民培训、落实外出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合法权益，对自主创业的农村群众予以更优惠的政策，增强他们自主创业致富的能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

    2、大力提升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效率

    中部具有突出的资源禀赋，但工业化进程却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偏差有关。中部六省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往往城乡分割，产业结构明显偏重。这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不仅不能有效拉动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因而也不能有效带动巨大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造成了城乡日益分割、差距不断拉大的尖锐矛盾。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必须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效率，使工业的发展与转移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工业化紧密衔接，相互促进。要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坚持城乡统筹的指导思想，切实从工业化的要求特别是提升非农产业和劳动力比重、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要求出发，以提高资本利用、积累效率和吸纳劳动力效率为重点，认真研究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制定发展规划。要在进一步发挥重工业优势的基础上，以大力发展农副产品为原料、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为突破口，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使城市工业和县域工业的发展双轮推进，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与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的是企业结构的优化。要在进一步发挥骨干大企业优势的同时，更大力度地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吸纳就业、产品创新的主渠道作用和高成长性、配套性的特点，形成生机勃勃的企业结构，使市场主体的发育和成长更适应中部地区工业化的需要。中部作为欠发达的地区，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否认大企业的作用。与计划体制下国家配置资源、建设大企业的路径不同，市场经济下大企业往往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是大企业之源。中部地区旧体制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有大企业改制相对落后，而中小企业的景气更弱。与沿海特别是浙江相比，这已成为中部地区最突出的一个薄弱环节，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活力，必须尽快予以改变。

    3、狠抓机制创新这个关键

    结构调整是一个加快资源整合、优化配置的过程，必须依赖高效率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薄弱加内陆开放的滞后，是中部六省结构调整滞后、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根本症结。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在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大力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将是加快中部六省发展的关键。解决中部六省发展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必须在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进行。要切实从实际出发，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上狠下功夫。中部六省只有在改革开放上努力走在全国前列，才能使发展步伐跟上全国的水平。

    机制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把加快国有经济改革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塑造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庞大但机制落后，是中部六省的突出问题。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才能赋予国有资本新的机制活力。这也是中部六省吸引国际和沿海资本转移的突出亮点，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国际资本本土化战略紧密结合的最佳切入点。要加快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行业和领域退出的步伐，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同时，要坚持把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富民”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以更大的力度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千千万万群众自主创业，激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发挥群众在创业致富奔小康中的主体作用，以“富民”带动“强省”。解决中部六省如此尖锐的“二元结构”矛盾，消化如此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充分发挥群众自主创业的主体作用，是很难真正成功的。

    大力完善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要克服旧体制下产业发展脱离市场的弊端，借鉴浙江市场和产业高度融合、相互促进的经验，进一步将中部六省的区位、交通、流通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构建我国内陆最重要的市场中心，更大力度地推进产业集聚同市场建设的紧密结合，以大市场带动大产业。高度重视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大胆探索创新，努力形成中部六省的金融、科技、信息、人才劳动力等市场中心和体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在加快银行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强化面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业群众的融资机制和工具，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共同发展的格局。武汉完全有条件也完全应当建设成为整个华中地区的市场中心、金融中心。

    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作用的“官本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群众主体作用的“民本经济”。要切实摆脱旧体制的惯性，就必须大力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努力把中部六省建设成为我国创业发展环境最好的区域。在这方面中部六省还有艰巨的任务。

    建议国家对中部六省赋予更多的改革试验权，支持中部六省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上先行一步。

    4、全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为中部六省提供了重大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开放，吸引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对于内陆欠发达的中部六省尤其重要。为此，一方面中部六省要充分发挥自身产业配套能力强、成本较低、交通便利、市场辐射力强、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和特色，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要注意吸引那些真正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转移，努力形成吸引国外和沿海产业转移的优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使中部六省成为继沿海地区后外资进军中部的第二大集中地。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使中部六省享受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同样的引资政策，尽可能避免由于政策不同造成区域发展上人为的“低谷”。同时，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开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和吸引海外、沿海资本大规模进入中部。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借鉴沿海经济，着力在打造产业集聚、配套完备的产业环境上狠下功夫，以更大程度地吸纳国外和沿海的产业性转移（即不是个别企业的进入，而是整个产业链的整体进入和集聚），尽快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产业板块。

    5、加强城乡统筹，推进城市圈建设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动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以核心城市为龙头，以相互间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城市圈，是工业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中部六省工业化的艰巨任务需要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紧密结合，大提高县域产业集聚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使中部六省城镇化进程中“基层薄弱”的状况尽快予以改变；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大力推进城市圈建设，强化城市特别是核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和产业龙头作用，加强城市间产业分工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区域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高效的平台。中部六省完全有条件首先形成各自的城市圈，进而创造条件加强彼此分工合作，发展成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的都市延绵带。武汉城市圈尤其具有在更大区域内形成核心增长极的良好条件。武汉城市圈的加快发展，不仅有利于形成湖北乃至中部六省的强劲增长极，也将对整个东中西部互动起到重大的战略作用。对此，国家应予以进一步的重视，支持武汉城市圈成为中部六省开放开发的中心。武汉等大城市要充分发挥产业龙头的优势，加快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加工产业，努力与中小城市及县域经济形成产业转移、技术传递的“雁行模式”，以此构建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升级、农村工业化紧密衔接、相互配套的产业格局，通过产业体系的协调配套，带动城乡经济的协调互动。（来源：湖北决策咨询网）

                                                         执       笔 :梁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