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中部崛起则是构建和谐湖北的物质基础。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构建和谐湖北的辨证关系

1、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的“和为贵”；墨子提出的“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在我们灿烂辉煌的楚文化殿堂中，也有许多关于“贵、和”的思想。老子认为人及万物都来自自然，人和万物要与自然和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勿以人灭天”。所有这些，虽然带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并且打上了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西方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是19世纪初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他在《全世界和谐》一文中指出，在自然体系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当有和谐的秩序。必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构建工业与农业、家庭与教育、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各阶级的融合。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思想，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这些表述，无疑是指高级的和谐社会。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迈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变成现实，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是由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它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进入新世纪，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稳定、和谐的愿望。

现在，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如经济上的产权改革及转变政府职能、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及执政方式、文化上的“和而不同”环境的创建）；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政治利益。任何一项大的改革举动都可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集群效应。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比如欧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就是经过了这一发展时期后进入现代化的；二是进入“矛盾凸现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差距扩大。比如胡锦涛同志针对我国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资源能源压力加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各利益群体利益要求复杂、改革触及到深层问题、社会组织和管理难度加大等矛盾（2005年2月19日建立和谐社会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下同）。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巩固改革成果，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社会的和谐安定提上实践日程，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加快经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2.19”讲话中，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基本特征。这是非常精辟和符合实际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和谐社会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就是要达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第二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也就是要达到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安定有序。避免陷入人际竞争中“所有人不喜欢所有人”的“霍布斯丛林”。第三个是政府与公民的和谐，就是要达到民主法治、平等友爱。政府要基于三公原则，行使好自己的公共权力，公民要在行使自己权力的同时，尽到自己的义务。只有在上述三个层次上都“和谐”了，和谐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但是，上述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特别应该看到的是，我国长达2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使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使多种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对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我们原来的稳定是建立在贫穷和落后基础上的，是低水平的平衡，而旧格局的逐步解体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因素，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人心稳定，人心稳定的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则必须依赖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牢记发展是硬道理，振兴湖北经济，实现中部崛起才是“和谐湖北”的坚实基础。

二、湖北当前经济增长及其矛盾

全面提高湖北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现中部崛起，其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靠投入增加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增长，这已为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证明。

1、湖北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第十个五年计划以来，我省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2003－2004年，GDP增长超过两位数，达到10.4％和11.5％。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我省经济在新世纪之初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将湖北当前的经济形势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发展周期来观察，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速度上，三次产业全面增长，表明我省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2004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6000亿元大关，达到63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5％，比上年增速加快2.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是199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九五”以来，前三年是二位数增长，98年增幅降到8.3%，以后增幅虽有所提高，但一直在一位数内徘徊，直到03年增幅回升至2位数，达到10.4％，今年更是向健康快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一二三产业均比上年有较大增长。粮食产量扭转了连续6年下降的局面，全年总产达到420亿斤，比上年增加36亿斤；工业增速创下10年来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665亿元，增长22.8％。三产业增速也跃上二位数增幅，达到10％。这无不表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正在加速，从而为我省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

    ——效益上，三方收入同步提升，预示着我省经济发展将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当前的好形势还表现为各方面收入的较大幅度提升。一是财政收入较大幅度提升。04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首次突破300亿元大关，达到303.7亿元，增长达17％，增幅比上年提升7个百分点；二是企业收入较大幅度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79.8亿元，比上年增长40.4％，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样创历史新高，达到149.4个百分点；三是居民收入较大幅度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8000元，达到8023元，同比增长9.6％。尤其重要的是，在一系列扶农助农政策的引导下，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330元，达到2897元，增长13％，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需求上，三大需求同时趋旺，表明我省拉动经济发展的自主增长机制开始形成。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04年我省三大需求都呈旺盛趋势，尤其是内需的旺盛，拉动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表明我省的自主增长机制开始形成。一是在投资需求上，民间投资、地方投资增长加速，成为全省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全年城镇民间投资达961亿元，增长57.9％，占全省城镇投资的46.4％。全社会地方项目完成投资2007.5亿元，增长29.3％，比中央项目投资增幅高23.8个百分点，改变了多年来投资增长过分依赖中央项目的格局，湖北自主性投资能力正在增强。二是在消费需求上，城乡市场同步增长且增长差距缩小。04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67.5亿元，在全国所占份额和排位均高于GDP在全国的份额和排位，增长13.1%，增幅比上年加快2.3个百分点。更为难得的是，农村市场开拓力度加大，城乡市场增幅差距由上年的4.1个百分点缩小为3.1个百分点，而农村市场的全面启动恰恰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此外，在内需全面扩大的同时，出口保持了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外贸出口33.84亿美元，增长27.4％。

04年经济发展中的这几大特征，既是我们多年期盼的好局面，更为我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我省当前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推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外需求的拉动及深度市场化改革的动力。

首先，我省新一轮经济增长得益于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热点的形成。在对住房和汽车强劲需求的推动下，除了直接刺激了这两大产业的扩张外，还导致对钢材和水泥等中间投入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钢铁和水泥等原材料产业的快速增长。钢铁、水泥等都是我省的支柱产业，这两大产业去年增幅达到18.3％和14.6％。从而支持了全省工业的快速增长，但这也提醒我们，我省经济的发展仍然较大得地依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存在“怕冷怕热”的弊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端需要将经济增长方式从靠增加投入转到依靠提高效率上来，而单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今年国际铁矿石涨价71.5％，必然推动钢铁业成本上升，进而给我省的钢铁业及其下游产业带来重大影响。这一严峻现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其次，我省新一轮经济增长也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及新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形成。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上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广大中小企业基本退出公有制序列，改制面达到92％以上，县域经济民营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同时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投资环境的改善，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来鄂投资发展。市场主体的根本变化，增强了我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使得投资决策日益符合市场理性。进入90年代以来，以政府推动为主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下降，而靠市场推动的民间投资的比重则在逐步上升。到去年，非国有投资已成为我省投资的主要力量，有59.6％的投资来源于民间、外商及港澳台企业。新的市场主体迸发出的活力和投资的理性，增加了市场的有效供给，成为我省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第三，我省新一轮经济增长更得益于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及其巨大推动作用的发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是工业生产的强劲增长，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2.8％，增幅较上年加快10.3个百分点，远高于一三产业的增长幅度。而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占有1167亿元，比上年增长29.9％，比轻工业增速快14.4个百分点，轻重工业增加值之比由上年的1：2.2提高到1：2.3。如前所述，由于汽车、住房和通讯等消费需求的推动，对中间品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使得我省的钢材、水泥、石化、机电设备和信息产业都实现了二位数的增长，其中机电设备和移动通信的增长都高达40％。这些都说明，我省真正全面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并向重化工业比重不断提高的工业化高级阶段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是先从轻工业起步，然后向重工业转变，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在此基础上，工业重心向加工组装工业转变，进入加工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阶段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这是湖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性调整的极好机会。

第四，我省新一轮经济增长还得益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近几年，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两大力量，是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移民潮的流动。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福利分房制度和人口户籍制度的影响，我省的住房市场发育落后，城市化速度与工业化速度形成反差。这一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互动。互动的结果，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住房和环境的更多更高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去年我省的住宅销售额增长高达35.2％，对我省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十分巨大。

第五，我省新一轮经济增长还得益于“入世”带来的开放度的提高。这一轮增长是在“入世”两年后我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北省，对外开放度一直很低，外贸对湖北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微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1％以下。近两年来，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02年进出口总值达到40亿美元；03年一举突破50亿美元，达到51亿美元；去年更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出口总值突破60亿美元大关，达到67.7亿美元，增长32.5％，进出口值同时达到33亿多美元，分别增长38％和27.4％，均属近几年来的最高增幅。外贸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实现了翻番。随着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和我省老工业基地振兴步伐的加快，利用外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去年全省外商直接投资20.7亿美元，增长33％，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7个百分点，我省有望成为中部制造业聚集区，其进出口增长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因此，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利用和两个市场的开拓是我省这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2、湖北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突出矛盾

持速快速发展是湖北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和基本面，但我们也看到，湖北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代价的，这一点也是与重化工业阶段所特有的增长方式相一致的。我省的这一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矛盾。

一是资产规模较大，但市场规模不大，反映出我省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着资本积累与有效需求的矛盾。就是说，我们的积累不少，但有效需求不足。从我省的电力、汽车、钢铁、石化和纺织等五大主导产业为例，从资产情况看，到2004年上半年，五大行业积累的资产规模为4919亿元，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全省工业资产的三分之二（66.21％）；在全国同行业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电力占9.56％，汽车占9.01％，钢铁占5.54％，化工和纺织也分别占2.84％和2.79％。但从销售情况看，五大行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份额明显较低。在五个行业中，只有化工与纺织的销售占比略高于资产占比，为2.85％和2.98％，其他行业占销售的比重均大大低于资产的比重。比如电力行业销售只占3.77％，与资产占比的差额近6个百分点，汽车与钢铁行业也存在约2个百分点的反差。

总的情况是，我省五大产业在全国同类产业的占比中，资产由02年的6.85％上升到04年上半年的6.89％，而销售收入则由同期的4.52％下降到4.22％，这种情况表明，我省产业的积累率较高，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换句话说，我们占用了较多的物质资源获得的是相对较少的物质产出，因而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库存增加、效益不高等问题。湖北经济增长中积累与需求的矛盾从根本上制约着湖北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产业集中度不低，但产业竞争力较低，反映出我省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着规模生产与有效供给的矛盾。上述表明，我省五大主导产业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二的资产，在全国同行业所占规模不算小，特别是电力、汽车行业的资产分别占到全国近十分之一，钢铁也超过了二十分之一，说明我省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的集中度不低。但是我省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却比较低，并且一直呈“走低”之势。统计表明，我省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由1985年的4.8％降到1990年的4.2％，再降到1995年的3.96％和2001年的3.25％，2004年则更进一步下降到2.7％。市场占有率背后起作用的是产业竞争力，而全球化和市场化越来越深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决胜力量在品牌。湖北的产业市场竞争力较差，主要原因是缺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据统计，全国每千亿元GDP拥有中国名牌3.23件，而湖北只有1件。在国家有关机构评出的中国名牌产品中，湖北只有“金龙泉”、“舒蕾”、“东贝”、“仙桃”（呢绒）、“红双环”（纯碱）等5个。名牌产品不仅市场开拓力强，而且经济效益高，我省每个省级以上名牌就占有2亿元的市场，并产生2800万元的利润。如不能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有限资源尽量配置在能产生较大效益的精品名牌上，我省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必将有根本性的变化。

三是产业门类较全，但新兴产业较小，反映出我省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矛盾。湖北制造业相对集中，基础较好，但在制造业中传统产业占绝大多数，代表先进水平的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备、电气机械设备等现代装备业相对薄弱，只占全部制造业的三分之一（03年销售收入占34％），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占全国装备工业的4％。并且未形成产业链，系统集成能力很弱，尤其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技术，因而关键性设备基本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全部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和石化装备制造80％以上依赖进口，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和胶印设备70％依赖进口。我省的装备工业市场占有率03年只达到28％（低于整个工业1个百分点）。再看高新技术产业，以光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材料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到全部工业总值的四分之一，尤其是代表先进水平的新经济成分发展严重滞后。据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02年湖北新经济指数排行仅居全国第21位。装备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母机，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是新经济的主体，没有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省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

四是产业规模较大，但收入水平较低，反映出我省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着高产无效的矛盾。我省的工业增加值和生产总值在全国居九、十位，许多产品产量在全国也名列前茅，比如我们的粮食产品、光纤等都居全国第一。但是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总体不高，市场回报率较低，所以财政收入、农民收入和企业收入都较低。从财政收入看，虽然去年地域总收入达到838亿元，但是单位GDP的财政收入比重只有13.26％，远低于全国19.3％的水平，更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农民收入看，去年虽然人均增收330多元，但主要是政策和市场等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靠农产品的附加值。我省有1140万人从事于农业，每个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只有700元，仅为美国的1.8％和日本的2.3％。再从企业的收入看，根据对上述五大主导行业的分析，04年上半年，除钢铁行业的利润在全国同行业中占6.76％，高于其资产占比1个百分点外，其他行业的利润占比均低于其资产占比（比如化工行业资产占比是2.84％，利润占比只有0.82），全省整个工业的利润也只占全国工业利润的2.89％，这个比例也是低于资产占比的。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得知，尽管我省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回升幅度慢于全国，而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高于全国。04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44.2亿元，在中部6省中居第一位，亏损额比上年增加13.22亿元，也居第一位，增亏幅度达42.7％，比全国高31.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居第二位。

五是资源消耗量大，但资源占有量小，反映出我省经济增长方式中经济粗放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湖北是经济大省但是资源小省尤其是能源极其短缺，资源尤其是能源对湖北经济的硬约束越来越凸现。我省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不足全国的1％，煤炭年产量仅为800万吨左右，不到全省煤炭总消费量的10％，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占全国的0.8％，年开采量为70万吨。因而全省90％的煤炭、85％以上的石油需从省外调入，电煤96％以上靠外运。现在我省的火力发电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出力”不足，不少电厂已因缺煤而限量发电。能否正确处理能源需求的矛盾，直接关系到湖北经济短期的增长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近两年来，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造成煤炭等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增长，04年我省工业原材料、燃料及电力购进价格涨幅达到13.1％，这是造成我省工业亏损严重的客观原因。加之我省工业总体上仍处在粗放性经营时期，能源消耗大更是加剧了资源紧缺的矛盾。目前我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2％，能源消耗量却占全国的6.7％，万元产值能耗达1.92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74吨标准煤。02年全省能源消耗量达到6900万吨，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80000万吨以上。按照这样的资源消耗量推算，我省到2020年GDP将达到1.7万亿元以上，实现翻两番目标，按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和增长幅度，能源供给也得跟着“翻番”。这样一种局面若发生，那是不可想象的。

还要看到的是，在我省能源需求越来越大的同时，煤炭行业的煤炭供应又在逐步减少。因为受利益驱动及运输条件制约，各产煤省区都在搞煤转电工程，山西省去年产煤2.8亿吨，其中煤转电工程一年就消耗原煤了8000万吨，吃掉了自身产量的二三成。去年全国煤炭产量16.7亿吨，能源总量是18亿多标准煤，由于产煤省的煤转电等原因，每年的原煤直接输出量将减少，但全国煤炭消耗量每年都增加五六千万吨，将来煤炭供需矛盾会日趋紧张。难怪去年年初香港的《亚洲日报》警告说，“中国正面临一场能源危机，这场危机可能破坏其经济成果并对未来构成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解决其能源危机，”去年以来，我省出现的“煤荒”、“电荒”、“油荒”现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亚洲日报》的警告，反映了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新一轮经济景气到来时，能源瓶颈对我省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作用开始凸现。

以上情况说明，我省目前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收益的粗放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一个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和资源消耗严重超量的省份，我们更应该注重发挥“后发性优势”，即重视汲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靠效率提高为主而不是靠物质投入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加快向现代经济发展道路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既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难题的必要措施，更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变我省在国内外经济分工体系中不利地位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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