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省经济不仅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而且在多方面更加趋向协调，总体运行呈现出既快又好的势头。
     一、全省经济在快速增长中趋向协调
     1、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速
     1—5月，我省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大多高于去年同期的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4%，比去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4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9.3%，其中城镇50万元以上投资增长42.7%，比上年同期上升12.5个百分点，比全国高出12.4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4%，比上年同期高出1.5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改变了近年来持续低于全国的局面;
    ——进出口总额增长20.9%，其中出口增长17.1%;
    ——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增长29.4%，比去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比全国高出6.5个百分点，同样打破了近几年来持续低于全国水平的格局。
    预计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将增长12%以上，明显高于去年同期10.6%的增幅。全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预计在10%左右，我省将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增长的提速使我省在中部六省增长格局中的地位有了明显进步。在中部六省中，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位居第三，高于湖南、安徽、山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样位居第三，高于江西、湖南、山西，走出了近几年来持续落后于中部其它省份的被动局面。
2、经济结构趋向协调
    在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的同时，我省发展的协调性也在加强。
    ——产业增长格局趋向协调。今年以来，在市场关系变化的压力下，钢铁、汽车、电力等支撑我省工业发展的主要产业的增幅均出现明显回落。1—5月，全省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5%，比去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但令人高兴的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电子信息产业和轻纺工业增长强劲，推动全省工业继续提速。1—5月，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54.6%，成为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贡献率达 16.1%）。轻工业增加值增长27.9%，高出去年同期12.7个百分点，由去年同期低于重工业6.3个百分点转变为高于重工业9.4个百分点，由去年同期低于全国0.4个百分点转变为高于全国14.5个百分点。其中，纺织、饮料、食品制造和烟草工业的增幅分别达到24.4%、37%、26.8%和25.8%。轻工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也同比上升4.7个百分点，轻重工业的比例则由去年的27:73调整为28.6：71.4。工业增长格局的这种变化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战略意义。它意味着我省过去工业增长过于依赖少数重工业行业的局面开始改变，工业增长结构开始由严重不平衡走向相对均衡；也意味着高技术产业正在迅速成长为新的强劲增长点，产业结构的升级明显加快。这是我省产业结构顺应市场关系、加快优化调整的重要突破。
    ——区域增长格局趋向协调。在产业增长格局变化的带动下，区域增长结构也出现了积极变化。今年1—5月，全省17个市州中工业增加值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达到12个，城镇投资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有9个，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1个和4个。在一些与汽车、电力等产业关系密切的城市工业增幅有所回落的同时，其它城市加快了步伐，特别是具有纺织、食品、有色金属、电子等产业优势的城市（如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随州等）不仅工业增幅明显加快，城镇投资也实现了强劲增长。与此同时，武汉城市圈的发展继续保持快于全省的水平，县域经济也更加活跃。
    ——企业增长格局趋向协调。去年，与重工业产业快速增长相适应，我省企业增长结构中大型企业作用显著，中小企业的景气水平则明显落后。全省工业新增利润大部分集中于少数行业特别是少数几个大型企业。今年以来，这种局面开始出现变化。全省百家重点企业之外的中小企业实现利润36.35亿元,同比增长66.6%,高出全省水平50.8个百分点；其中，新增利润14.5亿元,占全省新增利润的126.6%。由此，中小企业实现利润占全省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6个百分点。十堰市尤其典型。由于受汽车市场变化的影响，今年1—5月十堰市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增加值的增幅大幅下降19.8%,但民营中小企业却同比增长28.5%,增加值比重已占全市工业的64%，推动全市工业走出了负增长的低谷。重点大企业是我省工业的骨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的景气都会有起有伏，没有企业能永远处于高潮。特别是在这些重点大企业过于集中于重工业的情况下，市场变化带来企业景气的波动是十分正常的。问题在于，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要有较高的成长性和活力。这是不断产生大企业的真正土壤，也是保证我省工业在各种市场情况下都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而中小企业的持续疲弱，正是我省工业增长结构中的一个突出制约。从这一点看，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景气的明显走强，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受重工业景气下降的影响，我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放缓，1—5月工业增加值仅增长11.5%,同比下降8.7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则势头强劲，特别是股份制企业，增幅高达27.4%,同比提高6.6个百分点。而在投资结构中，非国有经济更是表现出色。1—5月，非国有经济投资已占全省城镇投资的57.7%,其中,国内民间投资增长46.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增长44.9%,分别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2和2.2个百分点。同期国有经济投资的增幅则低于全省水平2.9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正在我省增长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我们长期期待的局面。
    ——速度和效益趋向协调。在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增长效益也实现了同步提升。1—4月，全省工业利润增长15.8%,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9.5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则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4.9%。全省工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61.56%,比上年同期上升5.8个百分点。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近几年的最高水平。在全国工业新增利润80%以上都集中在石油、电力、煤炭等五大能源、资源型行业，工业品出厂价与其原材料购进价增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导致大多数企业成本上升、亏损加剧的情况下，我省作为一个能源资源紧缺大省，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应是难能可贵的。
    增长加速、效益提升、多方面趋向协调，构成了今年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完全可以说，这是我省自1997年以来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格局是全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的结果。在市场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全省工业增长面临尖锐挑战的的时刻，市场机制引导着结构调整的加快和深入，而工业增长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了一系列积极而深刻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协调性也得以增强。结构调整正在成为推动全省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无疑将对我省的持续协调发展产生长远的深刻影响。
    二、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下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我省经济“渐入佳境”的同时，全国宏观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六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对此，国家已经并将继续推出一系列调控措施，按照“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适度微调”的方针，着力于控制“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对持续高涨的投资热实行降温。
    面对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我们必须对全省的经济运行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才能准确把握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应有的工作定位和方向。对此，我们的分析是：
    1、我省经济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带有明显的“补课”性。我省经济运行已进入近几年来的尖峰时期。但相对于全国和绝大多数省市，特别是相对于中部其它五省，我们仍属于“后发”阵营。我省走出经济低速徘徊的“拐点”比全国经济晚一年多，这使得我省在十五时期的发展步伐总体上比全国大多数省市要慢一拍。按现价计算，全国2005年的GDP比2001年增长了0.66倍,而我省仅增长0.5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省投资增幅连续三年低于全国有关。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1.83倍,而我省仅增长0.83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位。湖北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全国的比重也由2001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3%。而同一时期,中部的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山西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83倍、2.49倍、1.21倍、1.84倍、1.76倍,均大大高于湖北的水平。即使是今年上半年，我省的投资增幅在中部地区也仅位居第三，刚刚走出连续多年在中部六省中位居末位的境况。因此，近年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提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课”。我省必须在投资增长上继续努力走在中部六省的前列，才能从不断缩小近几年来在发展步伐上与其它省份乃至与全国的差距。
    2、我省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总体上是合理的。在我国当前的增长模式下，投资的高涨是经济加速的主要动力。尽管这一机制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但它毕竟是现实。自2003年至2005年的三年中，全国的投资率分别达到40.9%、44%、48.6%,而湖北同期仅分别为33.5%、40%、41.98%,差距分别为7.4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和6.6个百分点。与之相关，我省投资拉动系数则明显高于全国。这表明，与全国相比，我省的投资规模和效益都更为合理。尽管40%以上的投资率仍然偏高，但转变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需要有个过程。特别是在我省投资持续低于全国的情况下，湖北要奋力崛起，目前的投资率显然是必要的。
    3、我省的投资结构总体上也是基本协调的，体现了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在今年1—5月的投资总额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4:39:59.6,增幅分别为17.4%、23.1%、60.2%。显然，增长最快、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这正是我们产业结构中长期薄弱、迫切需要加强的领域，也是我省特别是武汉市产业发展的突出优势。与全国相比，我省投资总额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高出2.8个百分点，增幅高出22.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省投资增长是该热的热起来了，投资的高增长主要体现在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没有危险。而在工业投资结构中，几个过剩行业的投资基本上是负增长或低增长，如黑色冶金为-7%，交通设备制造为1.6%；全国这两个行业则分别增长8.5%和45.9%。这说明,我省投资结构中该冷的冷下来了，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向。我省工业投资结构中增长最快的是医药制造、烟草、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食品、仪器仪表、电气机械、专用和通用设备、金属制品、塑料等行业，这基本上都是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轻纺类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行业，是我省具有比较优势、切实需要加强的领域，体现了调整优化我省产业结构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沿海相关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和国家有关区域产业布局的指向。
    4、我省工业投资仍需进一步加强。1—5月，虽然我省城镇投资的增幅在总体上高出全国12.4个百分点，但其中第二产业的增幅却仅为23%,低于全国10.4个百分点;其在全部城镇投资中的比重也仅为39%,比全国低4.3个百分点。这说明，我省工业投资不仅不“热”，而且还相对薄弱。无论是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还是加快我省工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的需要看，工业投资都应当有更大的力度。如我省具有相对优势,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的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1—5月份的投资增幅为21.9%,其在全省城镇投资中的比重为0.8%;而同期全国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幅为35.8%,比重为2%，投资增幅比我省高出13.9个百分点,比重比我省高出1倍半。与全国发展的态势相比，我省显然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在近几年全国经济运行的大格局中，湖北是一个有着独特轨迹的省份,我们的增长曲线与全国并不完全重合,而是一种“错峰”式的状态——全国的高峰在前，我省的高峰在后；当全国经济已从高潮中出现某些“过热”时，我省正在爬坡。分析表明，对我省的经济运行完全可以作出以下基本判断：第一，当前我省的发展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合理的，体现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统一；第二，同全国和中部其它省份相比，发展不够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更是我们重大的历史责任。因此，努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依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第三，我省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困难和制约因素。为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我们必须将国家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作为契机，在重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资源、能源价格加快市场化的情况下，进一步在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上狠下功夫，大力提高我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顺应市场导向，积极推进全省产业结构、增长结构的调整优化。市场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我省的增长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着重大调整。大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已日益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大力促进老的支柱产业狠抓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提升应对新形势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要在扶持新的高成长产业、高成长企业上下更大的功夫。特别要把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作为一个突出任务，努力探索在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路径，着力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技术服务体系，克服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技术、人才等瓶颈制约，为全省发展奠定更加富有活力和成长性的基础。   
    二是要在继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的同时，更加注意投资结构的优化，特别是要大力提高工业投资的比重和效率。要深入分析未来的市场关系和需求弹性，分析我省乃至中部的产业发展优势，分析国内产业区域性转移的基本特点和态势，将具有高成长性的产业作为加大投资的主要方向，使投资结构的优化成为产业结构、增长结构优化的先导。这既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导向，更是提升我省产业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如我省和中部具有明显发展优势的纺织、食品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 ，体现消费趋势的电子消费品，国内需求巨大的化工产品等，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要积极引导产业投资向产业发展的优势区域集聚，将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区域布局的优化结合起来，以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建设为主要平台，进一步提高我省产业的集聚水平。在国家加强对投资和信贷调控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培育民间投资的力度，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我省的自主性、市场性投资能力。  
    三是要在继续发挥投资带动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和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我省区位和市场优势明显，多年来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规模和增幅上位居全国前列。然而近几年来却出现了增幅落后于全国的窘况。主要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产业结构中消费品工业薄弱，消费品市场由外省产品占主导地位，不仅提高了价格，也难以形成“消费—生产—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的良性循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的消费力、投资力的强弱是市场需求高低的根本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居民收入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源头”。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水平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重大意义日益凸现，将成为国家调控目标的一个重点。适应这一趋势，我们要把强化消费拉动作用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重点，一方面要将大力提高居民收入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特别要把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作为工作重点，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综合措施；另一方面则要在推进我省工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的过程中积极发展消费品工业，努力形成消费到生产到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良性循环。同时，要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积极发展新兴业态和电子商务，大力优化消费环境。
    四是在国内生产要素特别是能源和重要资源价格水平将明显提升的形势下，要更大力度地推进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要把高耗能产业作为重点，努力将能耗水平降下来；同时要大力发展低能耗的产业产品，从整体上不断降低我省工业的对能源和相关资源的过度依赖。
    五是加快政府改革步伐，进一步转变职能，优化发展环境，积极探索在市场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的机制和途径。在这方面，我们既有不少老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也有不少新问题正有待探索和破题。
        
                          (执笔   梁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