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
◎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
专访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
半年前，2006年3月，张维迎教授一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发表，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了高潮，形成网络和媒体上“人人说改革，处处谈反思”的局面，可谓舆论界的一大景观。
此后，曾有多家媒体联系张维迎，希望他对中国改革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但张维迎认为，讨论社会问题不能脱离时间背景；当时，他能够表达和应该表达的观点都已经说清楚，因此谢绝了媒体的访问。
但沉默并不意味着停止思考。正如张维迎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人人参与、相互影响的制度演进过程；它没有一张精心规划的蓝图，也不会一帆风顺，“常常是走走停停，反反复复”。可以说，改革的变化无所不在。
近一段时期，房价高涨、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显著的现象与特征；而外资并购、自主创新也成为经济领域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事件与趋势，也正是《权衡》杂志着重关注和把握的话题。
很显然，张维迎教授对改革问题的思考与《权衡》对经济趋势的关注有很大的契合，所以，在《权衡》向他提出采访计划之后，他很快安排了见面。而这次见面，又与不久前在深圳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紧密相连；作为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参与构思了这次论坛的主题“什么改变中国”，我们谈话也就由此开始……
企业家改变中国
《权衡》：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作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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