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改委中日扩大内需研讨会上的发言）  

                            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梁亚莉
     我国经济在走出低迷后不到两年，就出现了一系列局部过热、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这尖锐地警示我们，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已成为决定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何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切实把握经济现实中影响内需和消费的根本症结，才能对症下药，事半功倍。

      为此，我愿以湖北经济的实际分析为例，提供一些参考。

       一、  扩大内需与湖北的现实关系：是机遇也是挑战

       1、扩大内需是湖北发展的重大机遇。 

       地处内陆中心的湖北，各种客观条件决定了它天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省份。 

       独特的区位——以武汉为圈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划一个圆圈，全国大多数中小城市均座落其中，成为武汉10小时经济圈的辐射区。 

       畅达的交通——独特的区位优势与完备的水陆空运输条件，使历史上的“九省通衢”正在刷新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活跃的市场——自古就有“货到汉口活”的说法，目前武汉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位于全国第六。2004年武汉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3000多元，充分说明了武汉市场的吸引力。 

       这些特点使湖北特别是武汉具有一种辐射国内市场的独特优势。如果说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内陆省份的弱项，那么在发展以面向国内市场为主的内需型经济上，湖北则具有巨大的潜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尽管我们在外向型经济上作了很大努力，但经济外向度始终低于全国。截至2005年，全省外贸依存度为12.6%，比全国低51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开放上还有差距，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湖北作为内陆经济大省，在发展模式上始终是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体。立足于国内市场，是湖北发展的相对优势和特色，也是湖北发展的主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当前积极推动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对湖北毫无疑问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机遇。

       2、扩大内需对湖北发展更是一个挑战。

        尽管湖北发展对内需依存度较高,但近年来的发展却显示出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很不充分的问题。

        在2002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及出口均出现明显扩张，带动全国经济高歌猛进。然而，湖北的步伐却始终慢了一拍。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83倍,湖北仅增长0.83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位，在中部六省中位居末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湖北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消费市场上同样出现了增长滞后的局面。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年比2000年增长了0.71倍,而湖北仅增长0.65倍,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25位;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规模则由过去长期保持的全国第六位下降为2005年的第九位。在近几年迅速升温的房地产市场上，湖北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于全国。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湖北在全国新一轮的增长中出现了明显的滞后，不仅与以外向型经济较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与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内陆省份特别是中部五省相比，优势在迅速缩小。

         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省份，一个在消费品市场上具有明显优势的省份，为什么在全国内需增长、消费升级的潮流中却显得步履蹒跚？这显然有着深刻的根源。除了各种客观因素外，体制性、机制性的制约是根本的原因（下面将作深入分析）。正因为如此，当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正在成为今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时，它意味着湖北正面对着一场机制和体制的深刻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走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的路子，是对湖北既有发展机制的尖锐挑战，是对湖北经济转型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湖北与浙江的比较分析：根本问题在于发展机制

      近几年来，我们在将湖北与浙江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启示。

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被人们称为“四无”省份：基本上无资源、无国家投入、无国有企业、无外资投入。就是这样一个省份，在二十多年间经济总量从全国第十二位跃居全国第四位;从80年代初仅相当于湖北经济规模的80%,扩张为2005年相当于湖北的两倍。奇迹般地发展背后显然有着独特的动力和机制。

      浙江一开始走的就是以内源性增长动力为主的道路。尽管地处沿海地区，但到上世纪末，浙江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2.3亿,比湖北仅高出3.2亿;浙江1998年的外贸依存度为24%左右,比全国还低10个百分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突飞猛进，主要是在进入本世纪后。显然，浙江奇迹般地崛起，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

浙江、湖北与全国有关发展数据比较亿元、亿美元

*因资料所限 ,实际利用外资系1985年与2003年的比较；工业总产值系1985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与2002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较。

  浙江之所以能实现大大高于湖北和全国水平的持续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它自身快速成长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本世纪后加上出口能力的迅速增长）。浙江在充分利用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发展强劲的内在需求。特别是消费能力，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人均规模都在全国首屈一指。2005年，浙江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9456元， 高出全国4320元，高出湖北4260元，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第三，甚至超过了特大城市天津。如果全国人均消费额达到浙江的水平，将使我国的消费品市场扩大80%以上。

     造成这种投资、消费能力巨大差别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一，浙江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富民”，而湖北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富民”脱节。浙江人的富裕水平是全国各省份中最高的。近几年来，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都是全国第三，仅次于特大城市北京、上海，甚至超过了大城市天津。浙江民间资本的充裕更是超出了任何地区，不仅成为全省投资持续扩张的主要力量，而且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投资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一支生力军。湖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则长期水平偏低，增长缓慢，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民间资本的薄弱也造成了相当长时间内民间投资的疲软。

                浙江、湖北和全国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元

    第二，浙江高度的“富民”水平，来自高水平的就业；而湖北较低的收入水平同样与较低的就业比率密切相关。2005年，浙江全部就业人员比1980年增长了2.03倍,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4%,为全国第一,比1980年增长了37.8个百分点。湖北2005年全部就业人员比1980年仅增长0.35倍,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46.9%,比1980年仅增长4.5个百分点。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更能说明问题。2004年浙江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73.1%,比1980年提高了28.1个百分点,而湖北2004年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为56%,比1980年仅提高17.8个百分点。浙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得到了充分的转移，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得到了充分的优化；而湖北不仅就业人员增长缓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是步履艰难。

    第三，浙江高水平的就业，靠的是活跃的民营经济，靠的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自主创业；湖北的民营经济特别是群众性创业则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浙江作为一个“四无”省份，要解决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靠政府不行，靠国企不行，靠外资也不行，只能靠老百姓自已解放自己。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最大的温州，恰恰是群众创业最活跃的地区。这种创业产生了千千万万个小老板、小企业、小作坊，走出了一条“小（以小企业为主）、集（集聚式发展）、轻（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路径。事实证明，这种以老百姓创业为根基的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吸纳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效率，有效解决了农村工业化问题，使浙江的二元结构矛盾不断得到缓解。而湖北在长期计划经济影响下形成的 “大（主要依靠国有大企业）、散（产业布局分散）、重（产业结构偏重）”格局，不仅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而且严重影响了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影响了资本积累效率。直到现在，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成为全省持续协调发展的最大制约。
                 浙江与湖北产业、企业结构比较

湖北与浙江工业就业效率比较

湖北与浙江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

 注： 偏离度是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差。带+号表示某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高于产业比重，带-号表示就业人员比重低于产业比重。总偏离度指所有的差别相加得出的总差距。 

 

     浙江以消费品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国内消费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十分敏感,充分发挥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的基础上,有力地提升着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湖北在以投资品为主的偏重型产业结构下，消费品市场长期由外地商品占主流，难以形成消费市场对工业的有效拉动，更难以形成“消费——生产——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我省轻工业的增幅长期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这使工业增长、就业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都受到明显制约。

     在如何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发展自已，同时也不断扩张自身需求的问题上，浙江和湖北走出了不同的路子，结果也大相径庭。从根本上讲，这种差别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的必然结果。

    浙江的发展机制是“民本经济”。我们认为，“民本经济”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富民”为根本目标；二是放手让老百姓自已解放自己、转移自已、富裕自己，使千千万万老百姓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老百姓的自主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三是“小河有水大河满”，首先让老百姓富裕，政府财政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在这种机制下，浙江不仅老百姓富裕程度高，地方财政也增长迅速。2005年浙江地方财政收入比2000年增长3.11倍,在沿海发达各省市中位居首位; 人均财政收入达2677.6元,远远超出了广东、江苏、山东等省。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在青海视察时讲了三句话：“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精辟阐释。浙江“民本经济”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它提供了怎样最大限度地依靠人民自已力量实现富民、富省，使发展成果真正为人民共享的生动实践。

     湖北与浙江的根本差距正在于此。湖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计划体制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发展机制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官本经济”痕迹。“官本经济”说到底，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而不是充分依靠和发动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不是以富民为根本目标，让发展和富民充分结合。这使得我们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发育迟缓。如湖北的投资长期高度依赖国家和政府，民间投资难以充分发展。这使得湖北在全国2002年出现新一轮增长高潮时明显地落后于全国的步伐。二是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我省经济发展长期过于依赖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而国有企业甚至乡镇企业的改革又明显滞后，活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成发展的根本基础——群众性的创业活动很不充分，民营经济明显短腿。这使得我省市场主体的规模、实力和成长性都受到很大制约。2004年，湖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6542个,平均每万人口为1.15个;而浙江规模以上企业达到31887个,平均每万人口6.5个,是湖北的6倍。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湖北人均企业数量甚至低于全国、低于周边的湖南等省。这是群众性创业活动不充分的表现和结果，更是就业和转移农村劳动力不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也是地方财政实力不强的基本原因。三是旧的经济结构调整艰难。湖北“大、散、重”的结构明显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制约了就业和劳动力转移，制约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也影响了湖北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但多年来结构调整进展迟缓，造成一系列结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体制惯性和政府的工作惯性有关。“路径依赖”十分明显，“增长”的巨大压力常常使结构调整“靠边”。这也反映出我省经济生活中政府行为常常产生着过大影响。四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发展环境的优化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些明显制约发展特别是制约市场主体、制约市场机制的作用、制约群众性创业活动的因素还需要通过更大力度地改革来克服。

     湖北人多年来常常为发展不够而反省和困扰。当我们将湖北与浙江进行了深入比较后，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发展机制是决定发展路径和发展效率的根本问题。我省近几年来坚持“打基础、管长远”的方针，着力以改革为先导，不断加大机制创新力度，努力在改革上走在前面。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机制的不断改善正是近年来我省经济发展“渐入佳境”的根本保证。

     毫无疑问，在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挑战和考验的时刻，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围绕“富民”这个根本目标，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推进发展机制的根本转变，正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三、  标本兼治，推进增长方式转变

     对如何扩大内需，强化消费拉动作用这一问题，人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上，并围绕这一焦点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高低收入差距；扩大就业、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也是当务之急。中央已经并将继续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这些都会产生重大的深刻影响。

     从对湖北的实际分析看，我认为，还需要更加关注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建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机制。这是源头。

     浙江的经验证明，以“富民”为核心，以千千万万群众为发展的主要力量的“民本经济”，不仅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富民，而且做到了相对公平和协调。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5年为2.45倍，不仅明显低于全国3.22倍的水平,而且除了京津沪外,几乎是全国最低的(仅次于江苏的2.33倍)。最高的富裕程度和最低的城乡差距结合在一起，充分显示出“民本经济”在发展的公平性和协调性上同样具有优越性。这说明，“富民”的过程，完全可以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而且它是更为基础的过程。在第一次分配过程中能尽可能地实现相对公平和协调，显然比在相对不公平、差距巨大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分配要好得多、主动得多。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第二次分配的作用。这是政府要做的事。问题在于治标和治本的结合：首先要立足于在第一次分配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千千万万老百姓自己的力量，让群众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的潜能极大地发挥出来，在“富民”的过程中实现相对公平和协调。在这个基础上，政府针对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进行第二次分配，才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要害在于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要顺利推进这一过程，必须依靠群众自已自主创业致富。离开了这个根本基础，仅靠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些宏观政策问题。如税制问题，如何更好地有利于“富民”，有利于千百万群众的自主创业，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在降低税赋、简化税制上应当还有较大的改革空间。再比如，政府如何真正将对企业的扶持重点由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更多地转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形成高效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更重要的是，政府改革、转变职能，真正跳出旧的“官本经济”的惯性，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