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督湖广的近二十年间，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至二十二年（1896 年）正月、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十月至十一月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前次是因为江督刘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朝廷调之洞代理两江，俟刘坤一返任，即回湖广。后次是因为刘坤一逝世，两江任缺，调之洞暂署，俟新任总督魏光焘履任，之洞又移篆返鄂。
之洞署理两江，时间不长，但亦留下政绩口碑。尤其是第一次暂署两江，正值甲午战起，之洞“自筹防迄于善后，其间无一日休息。始至之日，未受篆即奏陈军事，筹购军械，及奉旨仍回本任，于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整饬裨补。”①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自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除夕三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元旦，亦在署竞日”②，从此正可见其勉力从公之一斑。
光绪二十年（1894 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助兵镇压。日本内阁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当清军进驻朝鲜牙山后，日军也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汉城，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六月二十三日，日军不宣而战，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七月一日，两国正式宣战。1894 年为旧历甲午年，这一场战争因而又被称为甲午战争。八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平壤。两天后，中日海军于黄海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九月下旬，日军分两路进攻辽东半岛，清军一触即溃，九连城、安东相继失守。
水、陆两方面作战的接连失利，使李鸿章惟系军事集团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清政府临阵换马，于十月初调湘系军事集团的首领人物、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任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指挥对日战争。同时调张之洞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
对于中日争端，之洞持坚定的主战立场。这既是他个人昔日清流党人“卫社稷”、“御外侮”宗旨的合理延续，又与他此时倾向于湘系军事集团，亟欲通过对日作战，在军事上取淮系而代之的派系目的密切相关。还在赴江宁之前，张之洞就调遣湖北提督吴风柱率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共计一万余人，北上参战。对于取道湖北北上的其他部队，也予以饷、械援助。他给过境刘树元部银两万两，魏光焘部银两万两，余虎恩部银六万两，以助军资。又耗资四十二万两，向德、奥等国购置步枪近万枝，子弹七百万发；大炮三十尊，炮弹一万四千发以加强北上诸军人力。抵两江任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支援前线抗敌作战。他于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各雇大车三百辆，又购、租大量船舶，分水陆两路输送辎重。山东威海吃紧时，他主动送去自己在上海购得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
战争期间，张之洞切实加强长江沿线防务，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七月，他还在湖广总督任内，即令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赴江宁，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同时下令湖北水陆防营进入临战状态，充实编制，加紧操练。特别加强扼江防要冲的广济田家镇炮台，参考西法，与南北两岸及中路要冲吴王庙地段分建明、暗炮台十四座①。署理两江总督后，之洞见防军精锐皆随刘一坤北上，长江下游防务空虚，急调粤军名将、中法战中威名赫赫的冯子材驻守镇江。又多方筹措巨额军费，奏加盐引米厘以应急需，劝令淮商捐助饷银一百万两，同时息借广东、江苏商款二百余万两，借洋款两百万英磅。他巡视沿江各炮台，见火炮陈旧，防务松懈，炮位、弹药库建筑多不合实战要求，立即下令改造炮台，添置新式火炮。至光绪二十一年（1859 年）底，象山、焦山、狮子林、盘龙山、圌山关、幕府山、钟山、金山卫、龚家墟、清江浦等地炮台全部峻工，防务力量大为增强。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竭力支撑，清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仍然挽回不了战争失败的结局。清政府被迫通过英、美等国，向日本乞降。光绪二十年（1894 年）底，派出驻美国大使张荫桓（1837—1900）与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张之洞对此极表反对。他说： “倭寇无故开衅，妄肆要求，传闻所索数条，贪狠狂悖，实堪发指，若许之则中国不能立国矣。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无益。”①
果然，此时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政府急于扩大战果，对谈判根本不感兴趣，以张、邵二人资格不够，且无全权为由，拒绝与之谈判。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元月，山东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在取得更大的筹码以后，始应允谈判，但态度更为骄横，指名李鸿章为中方全权代表。谈判地点，前定旅顺，后又改日本马关，清廷一一屈从。三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马关新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沦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刘公岛要塞。消息传回，朝野震惊，拒约呼声，响彻全国。张之洞屡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了条约的严重危害。他说： “旅顺、威海及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彼时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①通商条目、赔款限期，尤堪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赔款）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 ②割地一事，尤不可行。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岛国之事。……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③
在电奏中，张之洞怒斥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同时也对慈禧太后的妥协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四月十四日，中日两国于烟台互换条约定本。此后张之洞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延迟割让台湾成为既成事实。
张之洞一向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还在中日正式谈判之前，他就致电李鸿章，“窃谓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①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他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著，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②战争期间，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均为之洞旧部，但二人不合，深存芥蒂。之洞原想将刘调离，但因战局紧张未成。之洞多次调解二人关系，劝以抗战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为增强台湾军民抗日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张之洞拨枪一千六百余支，子弹一百万发及军饷若干，一并运往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认为，“台民果能坚守，自有办法。台自能守，倭岂能责我？”③仍然支持唐景崧、刘永福坚守台湾，捍卫领土主权。他致电唐景崧：“此时惟战守为急，三战后尚能相持，方有办法。”④他派人迎唐母来宁，赡养备至，并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⑤台湾军民更不愿沦为亡国奴，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自负抗敌之责。唐本无抗敌之志，但怯于民心，不敢径自离台。刘永福则布告民众，“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战”，“万死不辞！”①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又拨银三十万两，经英国汇丰银行汇往台湾，鼓励唐景崧坚持抗战。他电示唐：
“全台地广，待倭深入，然后以兵截其归路，断其军火，彼军人不继，终必败窜也。……敝处仍可随时接济。船不便派，此外虽不易办，当相机为之。基隆早知不可守，勿以此为恨。总之，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台北府即为倭占，仍可自存，何遽云事不可为耶？”②
但是唐景崧仍以“事不可为”，几日后只身乘商轮离台。刘永福苦撑危局，致电之洞：“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授，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③张之洞继续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台湾军民饷械。
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台，妥协派十分恼怒，李鸿章竟奏称“台民叛”系之洞“主使”④。清政府更唯恐开罪日本，也再三严令禁绝济台。在这种情况下，之洞万不得已，致电刘永福：“公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敢与闻，至协济饷械，奏谕旨严禁，万不敢违，愧歉万分，务祈原谅。”⑤刘永福坚持至九月，弹尽粮绝，被迫撤回厦门，台湾终于完全沦陷。
甲午之战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马关签约，举国震惊。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痛陈条约之害：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①
作为“力求补救”之策，之洞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头两条便是“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这反映出当时朝野上下检讨战争失利原因而得出的基本共识。
对日作战，陆、海两线全面失利，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尤其是军制的极端落后。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到奉天，一溃千里。继淮军之后北上抗敌的湘军，同样不堪一战。刘坤一、吴大澂所率十余万众，几乎未与日军认真交锋，即全线崩溃。清廷的“精锐之师”淮军、湘军相继惨败于“东瀛岛夷”之手，深深刺激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朝廷要员，“修明武备”的呼声日高。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在一份奏折中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日后评论：“日本军队给中国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清廷颁布诏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③表明了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决心。在这一决心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江南自强军”与广西按察使胡燏芬（？—1906）刨建的“定武军”（即袁世凯“新建陆军”之前身），同开时代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冬，清政府令胡燏芬于马厂地方编练新军，后又移至天津以南七十里的小站，以淮军周盛传部营地旧址为练兵场。胡燏芬招募壮丁，编成十营”定武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④。稍晚于胡燏芬，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筹建新军。原计划万人规模，后因经费短缺，压缩编制，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壮士兵二千六百余人，编成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定名“江南自强军”。自强军仿德国军制，马、步、炮、工程诸兵种混合编成，以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各兵种均分营、哨两级建制，步兵每营二百五十人，分五哨；炮兵每营二百人，分四哨；马队每营一百八十人，分三哨；工程营一百人。各营均配备医官、枪匠、兽医等。
为了尽得西法练兵之真髓，张之洞以高薪聘请来春石泰等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他们不仅充任操演教练，而且被授于营、哨两级指挥实权。从有利中国将并尽快掌握新式练兵之法着想，张之洞“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①，随时学习洋弁编训整备之术。之洞还规定，“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②
自强军作为清末最早出现的新式陆军之一，明显表现出迥异于湘淮勇营等旧式武装的新气象。时人这样评介自强军的操练情形：
“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③
自强军训练精强，声名显著，吴淤、江阴、镇江等地旗兵勇营纷纷邀请自强军派员前往教习，使之改练洋操，提高军力。
在编练自强军的过程中，张之洞总结出“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徽”①，遂决定于江宁仪凤门内和会街地方创办陆军学堂，择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入学，学额一百五十名。为适应自强军的编成要求，学堂专业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各门，“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②。学堂聘请五名德国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功课及马、步、炮兵种各种阵法。
两江总督所辖苏、浙、沪等地，民生富庶，素称发达。张之洞在短暂的署理期间，于兴工劝商方面尤多致力，以期繁荣地方经济，富国裕民。
发展铁路、公路、航运交通，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他在两江任内于此多有兴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六月，之洞提出“由上海造铁路通苏州以达江宁，由苏州旁达杭州”③的设想，九月又募派洋弃测勘沿线地势。十一月，正式奏陈筹办江浙铁路，计划分段修筑，”官办以开其端”，先筑吴淞至上海一段，“其余筹有的款，再定办法”④。但是几天之后，之洞即接“著回湖广本任”的上谕，为使筑路事不致夭折，他在交卸篆务之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 年）正月，筹定苏沪铁路官本，官商合办。指定向德国瑞记洋行借款二百万两为官本，“两年后于两淮盐务再筹一百万两，余招商股”①。张之洞暂署两江期间，虽未完成江浙铁路，但为此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宁、沪等重要商埠的公路开拓，之洞也很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他于江宁城中筑马路达于江岸，并设下关趸船淮口浮桥。八月，又筑上海十六铺至龙华马路。张之洞还以筑路为抵制列强扩展租界地域的手段。当时，“各国每于祖界外广辟马路，设巡警，路之所至，即隐然画为租界”，对此，之洞奏请“于租界外各国所修马路尽处各接修马路一段，以扼其锋”②。
江浙一带河网密布，水运条件优越。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九月，之洞于上海设立内河轮船总局，招殷商分路开办水运业务，计开上海至苏州、苏州至镇江、镇江至清江、上海至杭州湖州、上海至宁波台州、吴淞至崇明通州海门等六路，“准载客拖带货船，于上船及到岸时收厘，以行船余利之半报效充饷”③，冀收便民、裕商、利官之功。
之洞于湖广任内筹建纺纱厂，计划“招商助官”。但是，为此而向外商订购的一部分纺纱机运抵上海后，商股仍无着落。此时之洞已暂署两江，便嘱陆润庠集股承领，但陆允而复辞。之洞改嘱张謇接办，张提出作价五十万两，与盛宣怀各认其半，于上海、通州各设一厂，之洞应允。设于通州的称大生纱厂，由张謇主持。该厂几经坎坷，发展成中国近代著名的私营纺纱企业。为了促进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之洞又于上海、苏州、江宁等地息借商款二百三十一万两，“许商民领款办制造上货各厂，以机器缫丝为大宗，设厂于无锡”，“其制洋糖洋瓷洋烛洋火柴洋酒水泥针毯之类，暂设厂上海”①商民领款每厂不得超过十万两，年息六厘，分十年归还。之洞希望以此举刺激民资兴厂的积极性，但结果并不理想，“息借之款，户数零星，不愿合股，且须于领款外自筹资本，力有不逮，讫无成功”②。
暂署两江期间，之洞“于商务壹意振兴，维持尤力”③。除开设商务局、招商集股兴办各种实业之外，对于商人权益，亦多加保护。其时有御史张仲炘参奏沪商叶成忠、何瑞棠“运粮济寇”，“密旨严拿惩办”。之洞仗义执言，为其辩护，称经派员屡次详查密访，未得确证，“此等违禁济寇重情，既无确据，碍难以展转流传之词，率兴大狱，株累商民，应请毋庸置议”④。此举保全甚众，但之洞不事张扬，故沪商得兔其祸而多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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