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山西巡抚是本书传主二十余年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也是他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官僚转化的阶段。
山西地近北陲，形势闭锁，素称贫瘠。清政府被迫开关通商以后，大批佯货涌入中国市场。受此冲击，历史悠久的山西手工纺织业，土铁冶炼业和土窑煤炭业，日渐萎缩。光绪三年（1877 年）至四年（1878 年），山西全境大旱，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掘殆尽，愚民易子而食”。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甚至将赈灾银粮化为肥己之膏。民生凋弊，达于极点。此时出抚山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十四岁的张之洞膺一省重任，自然汲汲一展经世济民宏图。光绪七年（1881 年）十二月初八，之洞陛辞请训。慈禧懿旨：“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并留心访求人才”。①之洞等不及在京师渡岁，便告别诸友，于十二月十一日出京，经保定，过娘子关入山西境，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视事。
赴晋途中，之洞一路体察政情民俗，但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①，“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②这非但没有沮丧他的意气，反而焕发他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一俟安顿就绪，之洞拟《到山西任谢恩折》表白自己的励精图治之意：
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底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惟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一扫因循之锢习。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庶殚弩钝，少答鸿慈。③
之洞新官上任，火头正旺，而晋省吏治疲沓，积重难返。接篆不久，之洞便发觉诸事掣时，“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顿一事，不能不百废具举，劳顿殊甚”，”鄙人于地方事体略加询访考求，并非有所兴作，然已变色骇怪，一若巡抚之职惟当缄口尸居，一切不当知不当闻不当问者。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③更可恶的是，北京城内一班之洞的宿怨，指指戳戳，流言蜚语，说“经营八表”乃欺主擅权，狂悖已极。面对种种阻碍责难，之洞毫不退避。“鄙人种种行径自知大为贵人所不善”，但“知则知矣，管则不管也！”①他对于自己治晋有成，充满信心。“以今观之，晋事大有可为，薄劣亦粗能了，但能得朝廷垂鉴，求无不允，则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断不至如从前之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也。”②
抵任半年，张之洞上《整饬治理折》，制订治晋方略，在于“抉去病根”，“培养元气”，“表里兼治”。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晋省要务二十事”：一、务本以养民：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莺粟；二、养廉以课吏：减公费、裁摊捐；三、去蠹以理财：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四、辅农以兴利：开地利、惠工商；五、重士以善俗：培学校；六、固圉以图强：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③在抚晋两年半时间内，张之洞为实现以上规划，竭尽心智，勉力而行。他“立定课程，丑正二刻即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见客”④。事必躬亲，“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⑤。由于抚晋时间不长，上述规划未能全然实现，但行政业绩仍称昭著。
整肃吏治，是张之洞治晋的第一步。经过访察，他发现“晋省可办事体甚多，惟习染太坏。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处此时势，不能不帅以清明强毅四字。先令整饬严肃，再议其他。”①在《整饬治理折》中，他提出，“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舆焉。”整肃吏治，便以此为纲目。
之洞接篆视事后，首发文告，令司道府州考察属吏优劣。经过明察暗访，查证落实，之洞处罚了“贪纵害民，书检不修”的萨拉齐同知定福，“私加厘金，剥商扰民”的候补直隶知州李春熙，“习染最恶，征收弊混”的补用知县洪贞颐、贪欠公款七万余两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压邪气。即便对于前任晋抚曾国茎宠信的藩司葆亨和冀宁道王定安，之洞也以其侵吞救灾款项，奏请罢免，毫不手软。为体现“功过有黑白”，之洞又褒奖”循良之吏”知府马丕瑶等六人，以正官风。为扭转晋省冗员充斥、滥芋充数者混迹其中的状况，之洞奏请朝廷”停止分发三年”，“干吏治仕途均有裨益。”②
为了从制度上杜绝官吏损公肥己，徇私舞弊，实现“养廉课吏”，之洞“首将原议臣衙门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共支卓饭银六千四百两暨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全行裁禁，旋将通省公费，就光绪六年原定数目，体察情形，分别裁汰”.同时严申厉禁“馈送上司水礼之风”①。晋省文武乡试，向归阳曲县承办。“所需食用各物皆省城行户及附省州县民间支应”，“行户藉口支差，从中渔利，科场之年，百物腾踊，不止三倍”。之洞下令从光绪八年（1882 年）起，乡试“另筹公款，将民间各项支应一律永远除免。”②他布告属吏：“于陋规少一分治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所望凡我属大法小廉，同修职守，上报国家厚恩，下为民生造福，诸君子之善，本部院与有荣焉。古文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若身教言教而俱不从，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③之洞以为，“驭胥吏之道与诗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不大溃吾法”。与其待贪赃枉法之后再行惩处，“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山西旧制每年可奏销饭银约为地丁银的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年需善后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如此办理，“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藉口，其于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④。
张之洞履任后，发现山西“非匾乏之患，而弊混之患”。省财政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至光绪八年（1882 年），竟然三十三年从未彻底清查。许多巨额款项，如咸丰年间的军需报销、善后各款，仅财面差额，就达数百万两。财政如此混乱，治晋从何谈起。之洞决心彻底清查陈年旧帐，专门设立清源局，调清正廉洁的马丕瑶等主其事，自任监督，明订《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待、裁摊、工程八大类，分别清查。之洞明白，一省之财政，竟然三十余年乱麻一团，必有大小墨吏作祟其间。他将清查库款与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二十天内交待清楚，补还欠款；光绪八年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十日内交待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清查计划。三十余年的糊涂帐显出清晰眉目：
省藩库原存银：二百一十八万余两；
新收银：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万余两；
开出银：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一万余两；
实存银：七十二万余两；
各种欠款：一百五十二万余两。
在盘清库底的基础上，之洞又制订诸种财政措施，总以纾民困、劝农商、实国库、杜中饱为宗旨。他派员清勘全省田亩，编制鱼鳞图册，查出各地隐瞒土地近二十万亩，革除“或耕无粮之地，或纳无地之粮”，“弱者扑责包赔，黠者隐匿飞 ”的弊政。晋省“摊捐”名目多达十七种。“摊捐者，凡关系一省公事用度而例不能销则科之于州县者也。……州县无从取办，或移甲就乙，暗亏正供，或剜肉补创，苟且称贷，即使批解如额，固已力尽筋疲，亦惟有私证勒派受贼鞫狱以取偿于百姓。”①更不合理的是，不少捐派沿行多年，捐科己废，而捐银照摊。如晋省向以潞绸贡赋京师，现在潞绸生产多已停止，而运费、差费却依旧下摊。之洞设立“清源局”.区别情况，确系正当的捐税，于厘金正税内开支，贡运物品，多以实征改为折色；不合理的摊派，一概革除，总之“使州县之力宽然有余，而后下不至以朘削者累民，上不至以亏挪者累国。”②
晋省另有一苛政，为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也，乃敛民财也。”官吏乱设关卡，以差徭名义，勒索过往车马，交钱始得放行。“以致外省脚户不愿人晋，外县车骡不愿人省，远近行旅目为畏途”。之洞下令裁减差徭，“严定应差章程，不准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③
在清查历年库款时，查出各省赈晋灾民款项银二十二万余银，之洞令以其于碛口等地建仓储粮，丰籴欠粜，平抑粮价，打击奸商。他还嘉奖万泉县左兆熊，于河西陕境购谷填仓，“以署事之员能知备荒急务，深为可嘉，……较之推延支饰，坐视腾踊，后悔无及者相去远矣。”④
鸦片，曾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以撬开中国国门的工具。林则徐虎门销烟，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却无法扭转清廷腐朽衰败的大势，也未能杜绝鸦片的流入。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咸丰八年（1858 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无怪乎之洞人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①，他将禁戒烟毒，提到振刷民风政俗的高度：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②他三番五次严令各属禁种罂粟，“傥敢故违，责成乡保社首据实禀官，概令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如乡社徇隐不报，书差得钱包庇，绅富讼棍抗违煽惑者，从重治罪，地方官私收亩税及查禁不力者严参不贷。“③又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他制订“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以后”④的实施方针，严督各州县实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承办不力者，”摘去顶戴”。之洞深知晋省烟毒弥深，不少刁民、奸商、墨吏从种。销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然绝其财路，阻力一定很大。因此，当保德州报告罂粟已“净绝根株”时，他表示“成效太易，尚不敢信，务当随时亲往，逐亩履勘拔毁，本部院仍当遣人密查，以定虚实。”①考虑到种烟之民的生计，之洞晓谕各属，视其地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蓣、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对于已染烟毒成瘾者，之洞“仿李鸿章天津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疴。”对于官吏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对于兵勇吸毒者，“勒限戒断，不俊者汰黜”，学校诸生则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②张之洞对于烟毒，一向深恶痛绝。前此，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便有告诸生“戒食洋烟”一条，“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此事乃古今奇变，不可以常情常理论者也，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本着这种认识，他于抚晋期间，雷厉风行禁烟戒毒，取得显著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或十去六七，或十去八九，有的地区“一律净绝”。“瘾君子”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后此，他于湖广总督任内撰《劝学篇》，又专辟《去毒》一节，痛陈烟毒“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己。”足见张之洞对鸦片之祸的痛恶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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